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43期，原文标题《聆听足球的亚洲冠军》，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10月6日，由业余运动员组成的中国盲人足球队第六次夺得亚锦赛冠军。而比夺冠更重要的是，足球对盲人队员人格的完善。
记者/刘畅
摄影/蔡小川
夕阳西下，乐建昆带着队员们从训练场下山
“看不见”的夺冠
没有欢呼，只有足球的撞击声，伴着一串铃响和不间断的“喂，喂”的呼喊。北京时间10月6日晚8点，泰国芭提雅青少年中心体育场的五人制足球场内，2019年盲人足球亚锦赛决赛正在中国队和伊朗队之间展开。
因为一场小雨，比赛推迟了一小时，暮色中的观众稀稀拉拉，队员们却全不在意。相比健全人的足球队，每队除守门员视力健全之外，其余四名队员均为全盲，他们要戴着眼罩比赛，甚至比赛时手触碰眼罩即是犯规。指引他们的是声音——足球里放着铃铛，对方球员防守时，必须发出表达“我在这儿”的声音，队友之间、队员和教练之间也要不停地交流。纵然观众席上人山人海，比赛时也要保持绝对安静，让球员们沉浸在由声音和触感构筑的足球世界里。
中国队身着白色队服，伊朗队则是红色的。在中国队员看来，这场“红白大战”是整个亚锦赛最为势均力敌的一场比赛。中国队自2006年创立，已经五夺亚锦赛冠军，又是北京残奥会的亚军和2018年西班牙世锦赛的季军，国际排名除了足球人口最多的巴西、阿根廷，便是中国。而伊朗队则是里约残奥会的亚军，中国队在2015年唯一没有夺得亚锦赛冠军的那次，冠军就是伊朗队。
比赛开始了。相比于健全人的足球比赛，盲人足球几乎都是双脚接球，又因为难以瞬间知晓防守人的位置，接球后就会立刻左右带球，迷惑对手，看上去恍若钟摆。雨后的场地并未给中国队员造成影响，他们在对方两三人之间闪转腾挪，如入无人之境。中国队教练乐建昆告诉我，中国队的特点是带球技术独步天下，球不离脚。而他和教练组搭档不能像其他球类的教练那样坐在场下运筹帷幄，他们得始终在球场旁边呼喊。队员们彼此的声音是确认方位的坐标，可是一旦球踢偏了，唯有靠教练来定位。
中国盲人足球队教练乐建昆
“伊朗队的打法最像欧洲，他们身体好，带球蹚一步之后，用身体把防守队员撞开，像坦克一样碾过去。”中国队教练乐建昆对伊朗队的特点了如指掌，他和教练组成员在赛前做了充分准备，限制对手顺利拿球，让中国队的队员尽量在伊朗队员接球一瞬间便上抢，并尽量把对手往边线逼。但他的队员从9月28日本届亚锦赛开始，只在小组赛后休息了一天，半决赛和决赛连在一起。国家队3号队员刘猛回忆：“虽然一场比赛上下半场加一起有40分钟，但每次死球都停表，一场比赛都得踢一小时四五十分钟。踢到后面，大家疲惫极了，比赛后浑身酸痛，躺下就不想动。”
决赛前一晚，他们还刚刚经历一次出其不意的挑战。中国队在小组赛顺风顺水，一路横扫。半决赛面对日本，是争夺2020年东京残奥会“入场券”的一战，他们意外地与归化了两名巴西裔球员的日本队在常规时间打成了2比2，比赛被拖入点球大战。
一旦点球决胜负，球队间实力的差距便被抹平了。盲人足球更残酷，因为守门员视力健全，意味着射门的球员必须把球踢入死角。射门前，本队在球门后面的引导员会用棍子敲击门框的左右两侧，告知球员方位。日本队先罚，前三轮两队打平，各罚丢一球，进入金球阶段，一球定胜负，日本队先罚丢，刘猛则被安排最后一个上场。“我属于罚球之前不紧张，罚完才担心会不会罚进的球员。”因为他大大咧咧的性格，刘猛总被安排在靠后的顺序罚球。日常训练时，借助教练在射门后一遍遍的反馈，他们会记住脚踢球的部位和力度，寻找到自己最适合的射门点。刘猛最舒服的点是球门右下角，在这样的决定性时刻，他选择最稳妥的点，一击 。中国队点球3比2淘汰日本队晋级。
队员刘猛
“亚锦赛首要的任务已经完成，决赛时面对伊朗，我们的心态反而更轻松了。”刘猛今年24岁，身高1.81米，一身腱子肉，已是第三次参加亚锦赛。他司职有“中场指挥官”之称的后卫角色，组织队友防守。他告诉我，比赛时他会在脑中布图，心中形成两方对阵的画面感，对两方球员在场上的实时位置了如指掌。
上半场临近尾声时，比赛进入高潮。中国队在右侧发角球，6号张家彬往场内带球，9号许观生扶着他在一侧护球，张家彬带了两步后，拉球就是一脚抽射，足球直入网窝。“之后，伊朗队的攻势一下子迅猛起来，逼抢强度和个人突破瞬间增多。”健全人能够看到的你来我往，在刘猛的感知里，则是球场上不同方位接连不断地扬起密集的声响，甚至难以分辨球在哪一方脚下。决胜的下半场，双方都有球员因相撞被担架抬走。乐建昆回忆，教练组觉得“赢一个也是赢，赢两个也是赢”，交替提醒球员控制节奏，但球员们总觉得不保险，直到最后一刻都在疯狂进攻，最终将1比0的比分保持到终场，中国队卫冕，第六次登顶亚锦赛。
这是一场没有直播的亚锦赛决赛。胜利的消息传来，网络上才有了中国队领奖时的视频，他们站成一排，骄傲地笑着。这晚的辉煌过后，这支“看不见”的亚洲冠军队就将解散，业余身份的球员们将回到盲校学习和按摩推拿的日常里去。
队员李海福
训练“平常”
乐建昆一边迈着大步，一步一停，一边扶着小队员的背，让他弯下腰，摸自己的小腿，用昆明话教导他感受正确运球时肌肉的变化。在他们旁边，“喂，喂”声此起彼伏，四名高大些的队员在一起练习过人和抢圈。他们接球的瞬间，双腿微微后撤，球碰到脚就仿佛粘住了一般。而一旦带起球来，脚就像两把冰刀，球顺着刀锋滑动。
夺冠五日后，我在昆明的意象足球俱乐部，见到乐建昆带着云南省队的队员备战2021年全运会。训练场建在山顶，偌大的绿地平台除了乐建昆和他的队员，只有工人在草地上喷洒杀虫剂。训练前，队员们在教练身后排成一列，手搭住前面人的肩膀，乐建昆引着他们一步步走上来。五名队员先做体能恢复训练，其中有20岁出头的老队员，也有年仅14岁的新队员。
俱乐部距市中心不过半小时车程，山下仍是荒地，昆明当地的出租车司机依靠导航、壮着胆子，才敢相信半山腰还有房子。门口写明是足球俱乐部，却既没有高级的办公室，也没有专业的管理人员，只有院内的一个五人制小球场，看得出它与足球的关联。队员们吃住都在此。宿舍区与一个修车车间在一起，与我设想的冠军待遇大相径庭，除了厨师和打扫卫生的工作人员，没有人为他们服务。
球队的住所就像最普通的学生宿舍，两人一间屋子，里面是两溜铁架子的上下铺。队员们处之泰然，算上刘猛在内，他们都来自昆明盲哑学校，或是训练之外仍在学校上学，或是放下工作来此训练。放眼全世界，虽然各大体育赛事均有盲人足球比赛，但参赛者都是业余球员，欧洲的盲人足球大多在各大足球俱乐部中开展，盲人群体因喜好足球聚在一起，中国的盲人足球队员则更多从盲哑学校中选拔，退役后也不会以此谋生。
对足球的兴趣是他们选择盲人足球共通的原因。来到训练场的五人里，如今20岁的李海福仍是学生，生得膀大腰圆。虽未参加此次亚锦赛，但他也是曾参加过西班牙世锦赛的国家队队员，被乐建昆视为国家队内最沉稳的人。李海福告诉我，他自小失明，10岁时家人把他送到昆明盲哑学校上小学二年级，“上五年级时，我们为了让足球发出声响，就把塑料袋套在足球上，分成两拨互相踢”。他与刘猛是石林老乡，已是正式队员的刘猛把李海福举荐给了乐教练。
52岁的乐建昆满头白发，本职工作其实是昆明盲哑学校的体育老师。一边教课，一边做教练，至今14年。他告诉我，李海福和同学们玩的游戏在盲校里是个传统。盲人足球最早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的德国，起初是职业球员的一种战术练习方式，后来演变成专业的盲人足球比赛。上世纪90年代时，甲A联赛正踢得火热，乐建昆和学生们都喜欢，他看电视转播，学生们就听收音机。爱好足球的学生碰到他就聊球，胆子大的孩子们就开始把足球套上塑料袋小试身手。
“很多父母可怜自己的盲人孩子，生怕他们磕碰，不让他们独自走动，导致有些孩子对独自行走非常恐惧，甚至上体育课的时候让他们走，他们也只能原地踏步。我选拔苗子时，首先就是让他们从操场的一头一口气朝我跑过来，我就喜欢那种眼看就要撞上我也不减速的孩子。”乐建昆说，若想踢球，敢于克服对独自奔跑的恐惧是最首要的任务。我这才意识到，这里能甩开盲杖奔跑的队员，是盲人群体中的极少数，我在他们身上看到的“平常”反倒是一种“异常”。
他们的勇敢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们的农村家庭。李海福是典型，他的家中还有个哥哥，他从小就在村里和健全的小孩一起玩闹，不怕在黑暗中摔倒，上学后一学期回家一次，生活全靠自己打理，早已克服第一重恐惧。盲人足球于他，不是重大的生涯抉择，而是众多业余课程中的一个。
训练间隙，球员们背靠背进行腰背的力量训练
同学间的嬉闹和正式的盲人足球，却完全是两码事。李海福回忆，学校里同学间踢着玩时，大伙站着来回踢，只要听到对方没有接到球就算胜利，而足球比赛首要的便是带球。盲人只能凭借声音判断球的位置，所以带球时往往原地倒脚，极大地影响效率，乐建昆最先雕琢的便是培养队员触球的角度，让他们行进间能把球带起来。李海福用一个月学会了带球，如今身为国家队队员，他面对两名防守队员的并排围堵，仿佛能够未卜先知，带球到禁区前一侧后立刻向旁边拉球，如此往复，趁防守人重心不稳之际，一脚抹过。
“一旦学会了带球，我就感觉获得了一种‘自由’，仿佛可以把球在脚上随意把玩，怎么也丢不了。”李海福的眼睛外观上与常人无异，唯有难以回应我的目光相对时，才让我意识到他是位盲人。训练结束后，他沉静地与我攀谈。同屋的队友在一旁摆弄手机，只要我停止提问，屋子就回归沉默。而聊起带球的自由，李海福的笑意掩饰不住，始终倾听我们交谈的室友也应声附和。
而这样的自由，他们大多时候只能在训练和参加比赛时体会。李海福和他的队员几乎都是中专生，集训结束后，他们回到学校，仍然主要学习推拿。盲人足球在他们的学校里，是和烹饪、音乐等并列的兴趣课，即便在比赛之余，队员们也“现学现卖”自己的本行，互相按摩放松。李海福对我说，学校没有充足的资金买许多的专业盲人足球，直到初中时，在每周的一两节盲人足球兴趣课上，他才有机会再次“操刀”。
他们又是如何攀上亚洲之巅的？乐建昆告诉我，带球只是刚刚入门，虽然中国队带球技术好，对球员最大的考验还是在黑暗的奔跑中对抗，“中国队有冲劲儿”。我想起训练场上的过人练习，最小的运动员体格只有李海福的一半，他不进攻，只由老队员轮流拉着，直面进攻球员的冲击，一次次地摔倒。那是李海福也经历过的。他记得起初面对冲击，本能地往后退，教练便让他防守时可以拉拽老队员，在不断的肢体接触中消除恐惧。而完成最终的淬炼，仍然需要在正规比赛时，真正面对陌生人的冲击，并感知彼此在场上的位置，形成默契。
体能训练后的生存能力令人惊异。队员们第一次来这个俱乐部，便能空无依傍、不偏不倚地从楼道拐进自己的屋子。“他们能感知风带来的轻微触觉变化。”乐建昆向我解释缺失视觉后，其他感官能敏感到何种程度。“中国盲人足球最初的队长‘老虎’甚至能靠感知分辨时间，你在户外问他几点了，他给出的答案与手表上的，前后误差不会超过10分钟。他在中国的盲人里，下盲棋也是数一数二的。在场上的空间感极好，几乎不需要引导员的提醒。”
队员们在进行过人训练，他们通过声音判断球及彼此的方位
被足球改变的
视力的缺失却永远也摆脱不了。训练场上一旦丢球，队员们找球时不自主地拍手，希望球能主动给他们回应，乐建昆也要眼观六路，经常大喊“停”，之后再指挥他们在训练场边缘捡球。而在宿舍区，虽然他们能避开障碍物，却并不总能避开彼此，相撞在所难免。因为这样的缺陷，他们无法继承教练的衣钵，自己成为一名足球教练。
这反倒令我好奇，盲人按摩始终是队员们毕业后的归宿，参加省队、国家队的补贴，远抵不上他们的工资。从各省的角度来看，同样是一块金牌，集体项目费时费力，目前参加全国比赛的队伍已经从最多时的22支，减少了一半。为何仍有队员甘愿为此停下工作？我站在宿舍区的空地上向乐建昆抛出这个问题，恰好两名队员撞个满怀，乐建昆张嘴就说“你瞎了吧！”，引得一片哄堂大笑。
他们的理由正在这一片欢笑之中。球员代凯说，不仅在教练与队员之间，队员彼此也会拿自己的缺陷开玩笑，大家聚在一起要比其他地方轻松得多。他与刘猛同岁，如今已经毕业，平时在按摩店打工。他记得自己4年前加入省队时，对老队员的这一行为感到不可思议：“盲人孩子普遍自卑，‘看不见’这件事，是不敢触碰的心结。我在学校时，与同学之间说话小心翼翼，生怕伤害到彼此。”
相比李海福先天失明，外表上却看不出差异，代凯的眼睛是全白的，先天的青光眼使他幼时有过微弱的视力，视力完全丧失后，才被父母送到盲哑学校。但与健全孩子一起上过学，却让他受过更深的歧视。在盲哑学校里，父母平均每学期看望他一次，每天上完课，他不是在教室坐着，就是在宿舍坐着，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见到生人，他就浑身不自在，别人问一句答一句，能溜就溜。他告诉我，他们的队友都类似，误解和沉默原本是他们生活的底色。
“因为缺乏一种感官，盲人对事物的感知与健全人有差异，但他们普遍习惯于坚持自己的感受，不愿也不敢接受外界的意见。”乐建昆自上世纪80年代分配到盲哑学校，如今已教学30余年，盲人孩子不用说话，他就知道他们在想什么，“盲人的惯性思维会令他们对社会的理解造成偏差，拒绝他人的好意”。
训练结束后，队员们在宿舍区洗漱、嬉闹
乐建昆记得有很多次，训练之余带着队员上街时，有路人见到他的队员会立刻闪开，队员们就觉得被冒犯了。他反问队员：“难道你希望他们撞上你吗？”
可是单纯这样的解释往往是无力的，恰好是足球能够改变他们的认知。乐建昆在训练中发现，很多孩子做错了动作，嘴上说着明白了，再做时错误依旧。“他们不是口是心非，而是确实感知不同。比如踢球时，他们总觉得脚踢到球时越响，力量越大，球速越快。事实却恰恰相反，正常人能看到球速的快慢，我为了说服他们，只能用秒表计时，让他们自己听哪一种踢法的球速快，主动改变自己的判断。”
一旦他们接受自己感官的偏差，他人的帮助便能照进他们心里，他们也能更加释然地面对这个社会。乐建昆记得，有次街上的老人指着他的队员，教育自己的小孩要保护眼睛，他宽慰他们说：“没有视力确实是个缺陷，能给别人做个反面教材也不错。”他们也能听得进去。代凯告诉我，他现在可以自如地坐高铁、坐飞机，往来各个城市之间，发现确实有好心人真心帮他。遇到有人称他“瞎子”，他会认为那不过是人们的习惯叫法，不见得带有歧视，“即使真有歧视，又能把我怎么着呢？”
这样的氛围在球队里传承，老队员愿意袒露自身缺点的自况，令年轻队员慢慢打开心扉。儿时受歧视最深的代凯如今成为改变最大的人。训练场内外，代凯的名字被队友呼唤得最多。乐建昆记得，有次在全国锦标赛比赛前几天，代凯的嘴被撞破，需要缝针，但麻药影响兴奋剂检测结果，申报药物获免的手续繁杂，他就要求不打麻药，“这在盲人里极其罕见，大夫起初都不敢动手”。
已经毕业的代凯却只能在训练和比赛时，体验盲人足球的快乐。普通的五人制足球场很难真正接纳他们。为了能够踢球，代凯与其他在固定按摩店的师兄们不同，他特意选择穿梭在不同的按摩店之间，就是为了教练一声招呼，可以随时辞掉工作。只不过他如今还没有女朋友，尚未成家，不曾想过自己的生活会离足球远去，看到已经退役的老队长仍在微信群里招呼一众现役的师弟，也觉得他们的团体不会散。
可第一批加入中国盲人足球队的队员普遍已过而立之年，切身感受到家庭与足球之间的难以取舍。如今仍活跃在国家队的俞裕锬曾谈到，他一度试着一边比赛，一边开按摩店养家，但他买房要还按揭，按摩店又有租金，孩子马上出生，以后孩子上学又是一笔开销。“我热爱足球，但家里真的离不开我。”
新一代盲人球员从哪儿来？乐建昆告诉我，全国大约有1731万盲人，而把现役、退役、会踢却达不到运动员水平的盲人统统加在一起，能参与盲人足球运动的，却总共不超过200人。教练同样短缺，与他同时进入盲人足球的教练如今已所剩无几。“我们参加大赛可以带8名队员，守门员基本不会轮换，有时就把替补守门员的名额给对盲人足球感兴趣的特校老师，用这种办法培养下一代教练。”
“原本盲人只是视力有问题，若缺少运动，身体机能也会退化。一般盲哑学校上体育课，大多只是原地运动，或单纯的跑跳。有的孩子长期不敢走路，我们就得用绳子拉着他的腿，一点点教他走路。而盲人足球是少有的有对抗的盲人运动。”老师出身的乐建昆更在乎体育本身对孩子的影响。“我们学校里，如今盲人足球已是一项康复运动，学生还小的时候就给他一个球，让他往墙上踢，弹回来后自己去捡。女孩子也一起玩，孩子们喜欢得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