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史

导读：佛释信仰于宗教经验层面可作为个人宇宙人生观念及精神慰藉，将之置于政治领域则与权力密切结合，以作为话语权文化资源及意识形态驯化工具形态呈现。女性涉政作为宗法结构下特殊形态，迫切需为其权力来源及维系寻得合法依据，佛释信仰则通常在其中扮演关键性角色。本文试将灵胡太后视作典型样本，从维系自身地位、培育政治势力及引导社会信仰三方面论述其“佞佛”表象下切实政治利益考量。

一、佛释理论及自身地位维系

考察胡氏家庭氛围及其入宫契由，佛教均为一关键因素。其父国珍，袭爵降勋为武始伯“年虽笃老，而雅敬佛法，时事洁斋，自强礼拜”，由此推之其早年亦然，其姑亦入胡统寺为尼。胡氏于此氛围下熏陶，当具备佛教义理常识，“姑既为尼，幼相依托，略得佛经大意”。胡氏于入掖庭充任承华世妇，亦多赖其姑推崇举荐，“世宗初，入讲禁中……讽左右称后姿行”。故此胡氏于缺乏政治实践经验下，其所熟悉佛释理论自然成为其日后平衡政治势力最熟稔工具，浓厚佛教色彩亦成为胡氏重要政治特征。

“子贵母死”制度：即皇子一旦被立为储君，其生母必须被赐死

胡氏面临首要棘难即北魏为限制妇女涉政所设置“子贵母死”制衡机制，其于永平三年（公元510年）诞皇子诩后即面临赐死威胁。而胡氏避险途径或为利用佛释义理感化宣武帝废除沿用百余年拓跋祖制，“（永平二年）十有一月甲申，诏禁屠杀含孕，以为永制”结合其时宫廷状况而言，该诏即特定因此事而颁布，胡氏即利用佛释理论乘感情与鲜卑汉化趋势之隙晓明宣武帝以保全自身。

胡氏得于宗室、权臣“侍中、领军将军”于忠外独自登上政治舞台，成为前者争夺拉拢对象事件亦同佛教具备莫大关联。延昌四年（515年）六月“时冀州沙门法庆既为妖患……凶众遂盛，所在屠灭寺舍，斩戮僧尼，焚烧经像，云新佛出世，除去旧魔”。其叛乱遍及渤海郡且呈扩散趋势，宗室元遥受诏领中护军征讨大乘贼。征讨进展使得元魏宗室备受鼓舞生出扶持胡氏制衡于忠念想。胡氏受群臣奏请临朝称制，“亲览万机，手笔断决”“犹称陛下，下令行事。后改令称诏，群臣上书曰陛下，自称曰朕”。此次大乘贼叛乱事后胡氏权力迅速膨胀，其依赖神佛心理及运用佛释理论维护其自身统治合法性观念或逐步增强。

北魏宣武帝景陵：河南洛阳

此外，胡氏娴熟运用佛释理论保障及提升自身地位另一事则体现于其与高太后嫡庶身份之争上。高氏名英，宣武帝原配皇后，失势落发入瑶光寺为尼，神龟元年（公元518年）为胡氏藉由“月犯轩辕”天象于其出觐母家省亲时戮害。然按高氏嫡妻身份，其当享有从宣武帝“配极之典”祭祀权利，此则直接将高氏凭托孝明生母身份晋承正统位置权利削弱，故胡氏与其“尼”限制葬礼规格以实现个人愿望：

“有司奏：……今尼太后既存委俗尊，凭居道法。凶事简速，不依配极之典；庭居狭隘，非容百官之位……”

诏可

于时孝明帝诩尚一幼童，不具备独立断决事务能力，胡氏承百官奏请临朝称制总揽政局。不论有司关于高氏葬礼规格设置或孝明帝批示，其背后当均出于胡氏授意。故胡氏于一女主揽政属特殊政治状况，其迂回避开宗法体系下礼法话语体系而转向佛释文化资源层面维护自身、以翦除政敌当为最直接有效手段。

二、广建佛寺及政治势力培育

鸡鸣山永宁寺：河北张家口

受限于都城洛阳总体三重空间布局结构及密集宫殿宗室府曹等设施，居民里坊区域狭窄，关于佛寺营建，自孝文帝朝即设置严格规定，“故都城制云，城内唯拟一永宁寺地，郭内唯拟尼寺一所，余悉城郭之外。欲令永遵此制，无敢逾矩。”宣武帝主政出发点亦遵从祖制“城内不造立浮图、僧尼寺舍，亦欲绝其希觊。”而胡氏一朝则将都城营造佛寺限制彻底取消，鼓励甚至表率士庶捐金舍宅修筑寺院。欲探求胡氏此举隐含政治逻辑，需先将与其关联营建佛寺三种途径进行分类探讨。

冲觉寺五级佛图

首先一类为皇家直接拨款筹建寺院，此中当以永宁寺为代表，此外还包括景明寺七级佛图、冲觉寺五级佛图等。

“（永宁寺）在宫门前阊阖门南一里御道西。其寺东有太尉府，西对永康里，南界昭玄曹，北临御史台。阊阖门前御道东有左卫府……曹南有九级府，府南有太社，社南有凌阴里，即四朝藏冰处也。”

永宁寺于空间结构上位于内城西南，东毗御道，为一众中央官署环绕，又近贵族勋爵官僚居所，地理位置十分煊赫。

营建规格上，永宁寺建造集结各部关联部署通力配合，“灵太后亲率百僚，表基立刹”兵部校尉张熠“凡有顾问，敷陈指画”，辅国将军李志为“永宁寺典作副将”，司空府主簿寇俊专门负责资金，由原来督造景明寺的郭安兴负责工程实施。此外，永宁寺建设所投入财资、劳役数额远超预计，使其被迫从他处挪用征调，“而明堂礼乐之本……以臣愚量，宜罢尚方雕靡之作，颇省永宁土木之功……”“明堂、辟雍未建就……方配兵人，或给一千，或与数百，时退节缩，曾无定准……”

永宁寺临济光明塔

在永宁寺建成落座形制上，亦远超其摹照及纪念平城永宁寺初衷，与先例“构七级佛图”比较，新永宁寺“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视宫中如掌内，临京师若家庭”；在奢靡程度上，“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

永宁寺不计投入奢靡建设，当与赏赐王公显宦“任力负绢，即以赐之”处于相同目标，即炫耀皇家财资丰裕，并以其煊赫位置及奢华精巧形制作为初涉朝政并无依赖胡氏之建树，为其于洛阳士民间形象添彩。

其次一类属胡氏为其家族所营造外戚式佛寺，如城东“为母追福，因以名焉”之“秦太上君寺”及城南“为父追福，因以名之”之“秦太上公寺”。需要指出，熙平三年（公元518年）其父胡国珍薨，下诏“自始薨至七七，皆为设千僧斋，令七人出家；百日设万人斋，二七人出家”，其度僧尼出家之数不可谓不多。此现象其后必定糅合入展示胡氏家族煊赫地位及恩宠程度考量，胡氏涉入朝政之初便遭临加大将军、平蜀大都督号外戚高肇挤兑，带其掌权时胡氏家长虽寻即离世无法入朝援为犄角，其追念及祭祀规格提升同样有助于胡氏家族朝野地位攀升。

最后一类属于王公官僚所捐造，宣武帝时虽于实际操作中破例建造景明、永明二寺及瑶光尼寺，文书层面仍常下诏抑制洛阳竞相立寺之风，“城内不造浮图，僧尼寺舍”。而胡氏时皇室则成为大肆兴修寺庙表率，对私人修寺呈默许乃至鼓励态度。此举措当作胡氏对于宗室协助其临朝称制感激并客观起到对于朝廷百僚拉拢作用。

胡氏临朝称制时期洛阳所兴盛三类佛寺均在朝廷默许或直接资助情况下建设，在塑造及平衡新政治形势方面，其客观起到宣扬皇家威严、提升胡氏外戚地位及拉拢宗室百僚作用，当视为胡氏借助宗教文化力量扩充其执政基础之尝试。

三、崇释抑儒与社会信仰引导

灵胡太后：剧照

胡氏藉由倡导佛教驯化舆论意识形态，为女主临朝秉政及塑造自身神化形象主要途径有三：一、将自身类比于菩萨转世而广塑菩萨像；二、扩建石窟规制并贯彻帝后礼佛皇家传统；三、崇释抑儒，将佛教义理规定为主流统治思想。

其一，胡氏将自身类比于菩萨转世而推动民间捐造菩萨像成为潮流。受限于本土伦理及佛教僧团内部规定，女性本在佛教中属于低下丛属地位。佛教僧团强调戒除淫邪，将女性视作潜在瓦解僧团因素而不予待见，《大爱道比丘尼经》中佛陀向阿难解释其为何不允许女性受戒时曾作如下譬喻“无乐使母人入我法律为沙门也。所以者何？必危清高之士故。譬如阿难族姓之家生子，多女少男者，当知其家欲微矣。为己衰弱，不得大强盛也。”在其应许阿难请求后又要求比丘尼遵从礼敬比丘之“八敬法”。

王起同造石观音像

而东播主流大乘佛教较松散则为女性提供给于佛教义理中谋得自身平等位置之契机，其中一主要途径即为菩萨化身女性说法。北魏流行大乘佛典《法华经》在阐述空义时，融摄诸部派观点，提出“菩萨方便示现女身”说。胡氏欲为其参与政治寻得正当性，当将神佛中神圣性加之于自身形象。北魏佛造像风格类型由中早期以弥勒相为主辅以释迦像基本格局向后期菩萨像大量涌现转变。统计河北区域观音像现保留躯数，包括“北魏孝昌三年（527）张买德造观音像、北魏真王五年（528）王起同造观音像、北魏永熙二年（533）张法姜造观音像等”。考察菩萨像流行时期，与胡氏临朝称制时间节点相吻合。故捐造菩萨像成为民间潮流，不能忽略胡氏于其后政治考量及所发挥推波助澜作用。

其二，胡氏大肆开凿石窟及捐造佛像，承袭礼佛传统并将之贯彻为帝后出席隆重国家祭典。时人关于其兴修寺窟记述，可参考李崇于神龟年间上书，“……兼分石窟镌琢之劳，及诸事役非急着，三时农隙，修此数条”。龙门石窟皇甫公窟内北壁大龛下帝后浮雕礼佛图承袭自孝文帝迁洛后雕刻帝后礼佛图传统，又于形制上有所突破。北壁礼佛图突破皇家礼佛图帝后左右分置并列图案，而以代表胡氏中年贵妇为突出构图中心，孝明帝及其皇后则置于随从位置。其背后所联系事件或为“熙平二年（公元517年）四月乙卯，皇太后幸伊洛石窟寺，即日还宫”“孝昌二年（526年）八月戊寅，帝幸南石窟，即日还宫”。据统计，龙门石窟现可考察为胡氏祈福者造像记范围涵盖古阳洞、老龙窝、莲花洞及火烧洞四窟。胡氏于龙门石窟所遗留帝后礼佛图布局特点即反映出其时政治生态与胡氏意欲依凭佛教成为其彰显政绩一部分。

其三，胡氏将佛释迦义理置于儒家伦理之上，作为统治主流意识形态及理论依据。在胡氏施政方针中，涉及佛释事物通常较儒家事物具备优先权利。如永宁寺修建挪用为明堂修缮所筹措经费及征调其工程人力，“而明堂礼乐之本……以臣愚量，宜罢尚方雕靡之作，颇省永宁土木之功……”“明堂、辟雍未建就……方配兵人，或给一千，或与数百，时退节缩，曾无定准……”而在孝明帝诏清通观道士姜斌及融觉寺僧昙谟最辩论释老时，并未质疑昙谟最以“惟佛是众圣之王，四生之首，达一切含灵前后二际凶吉终始，不假卜观。自余小圣，虽晓未然之理，必借蓍龟以通灵卦也”叛逆论述反驳姜斌提出孔子是圣人，不言而知，何假于卜观点。若胡氏依循儒家伦理，则其应由擅权转而将朝政逐步移交于日益成熟孝明帝；儒家伦理亦可被持反对声音宗室及朝臣利用成为抗衡胡氏工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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