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荣习惯通过细微之处,推测这架钢琴和主人的故事。
主人说,那是一架买了不到三年的新钢琴。他咬牙拆下那块将近二十斤重的盖板,看到连接弱音踏板的零件,已经打穿了那层厚厚的羊毛毡。不用说了,这位主人要么是频繁上课的钢琴教师,要么就是爱琴如命的刻苦训练者。有时候,他也会通过对方伸出来的手掌,判断主人对钢琴的态度。
比起其他同行,孟繁荣唯一的长处,便是见多识广。他已经78岁了。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他为多少钢琴进行过调音和修理,已经记不清了,他能记住各种隐藏在钢琴内部的故障。榔头不整齐、螺丝松掉了、琴弦断了好几根,再严重的,比如一组88个零件全部被虫子蛀掉,也有买来十几年一次都没有调过的琴,音律准得让他吃惊。
他总是说,琴如其人。
看琴说话
孟繁荣敲开门,一边戴鞋套,系围裙,一边跟主人聊几句,视线便落到那架钢琴上。
他不知道这是自己第几次揭开钢琴的顶盖了,但是那一瞬间,这位老手艺人,还是会再一次被钢琴内部漂亮的构造所震撼。这也是他深深迷恋钢琴调音的原因之一。
每一个调音师,都会找到自己与一架陌生钢琴的亲密交流方式,比如弹奏一首最擅长的曲子。这像是一个仪式,得以探知这架钢琴的真实状态。孟繁荣最早喜欢弹《东方红》,后来是《卡农》,如果遇到钢琴主人是小孩,他偶尔也会弹《茉莉花》或者一些更轻快的曲子。有一次,他遇到一个大约七八岁的琴主人,手里正好捧了一本《花仙子》的漫画书,他便饶有兴致地弹奏起那部动漫的主题曲,那也是他孙女儿小时候最喜欢的动漫。
正式工作时,孟繁荣先是试着弹奏了半音阶,检查钢琴音准的大概状态,排查故障问题。
之后便进入最关键的调音环节。他习惯站立,右手握住调音扳手,找到对应的销钉,左手边敲击琴键,仔细地听音准。这是一台雅马哈118型号的二手钢琴,主人年前从日本托朋友带回国,经过了长距离的海运,音律失准严重。孟繁荣需要将整个钢琴的217根琴弦,一根一根地调试,不能漏了任何一根。以他的经验,调整一根弦,大概需要连续敲击琴键10下左右,调完这一台琴,起码得击弦3000下。
与钢琴演奏大相径庭,调音是一个极度单调而乏味的过程。调音师的耳朵需要重复聆听同一个音调,判断出琴键音的细微差别。测完一共88个琴键,一个多小时就过去了。有时候他还需要修琴,遇到钢琴踏板故障,必须趴在地上。
孟繁荣不习惯在陌生人家里待太久,多数时候,他会在一个小时左右解决问题,而遇到需要维修、整理等问题,时间就耗费得多。最长的一次,他花去了10个小时,那是一架老式的日本三角钢琴,主人是一位年近70的老太太,出国帮女儿照看孩子,快十年没有回来,钢琴受了潮,12000个零部件几乎没有完好的,很多琴键高低不平,琴弦也锈得厉害。调了好几次,孟繁荣每次都弹一首铁血丹心,但有些调还是不在点上,他正准备再调,老太太走上前说,这琴怕是调不好了,实在不行就不用费心了。
没调好的琴,孟繁荣是不收费的,他不会去将责任归咎于钢琴本身。入行的头一天,师傅就告诉他,一位合格的调律师要给钢琴赋予生命,让它处于最完美的状态。
在过去的五十年中,孟繁荣总是背一个黑色的小包,低头穿梭在上海滩的滚滚人流中。小包里面装着一堆赖以“吃饭”的调音工具:音叉、扳手、琴钳、木砂板、止音夹……大大小小六七十种,足有二十多斤重。
他调琴,有一张价目表,立式钢琴调律300-350元一台,三角钢琴贵一些,400-500元一台,有时候他也会帮人挑选钢琴,收300元的调音费。但更多的时候,价码还是看琴说话。“我得先看到它,才能决定能不能调,怎么调。”
2002年之后,孟繁荣从歌舞团的乐器演奏岗位上退休,正赶上国内掀起“朗朗”热,钢琴备受追捧。钢琴调音需求随之而来,他为此还开了个淘宝店,方便素未谋面的人们找到自己。那是他最忙的时期,一天赶四个地方,往往早上在宝山,下午就要去奉贤,分身乏术。这也为他带去了可观的收入,仅调音一项,一个月就能进账两万元。
说不出口的真话
孟繁荣差不多见证了钢琴在上海滩的发展历史。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钢琴在国内尚属奢侈品,遇到有钢琴的,尤其是三角钢琴的人家,一般都是非富即贵,普通人很难买得起。孟繁荣因为精通调律,有机会出入各种特殊的场合。电视台、演奏会、高档会所,乃至停靠上海的外国游轮,都曾邀请他给钢琴调音。
当时的人们对调律还没有太多的概念,只有等到钢琴出现物理损坏时,才需要修一修。接到电话,对方经常说,孟师傅,我们钢琴琴键起不来了。修琴时,孟繁荣顺手就替人把音律给调了。
淮海路有一位老先生,比孟繁荣年纪还长九岁,家中有一台二十多年历史的珠江钢琴。刚买回来时,就是孟繁荣给他调的音。老先生年轻时在乐团拉小提琴,对音准要求高,每隔两个月,就会找孟调一次音,这么多年始终没间断。
但保养再好,钢琴也有老去的一天,总会渐渐出现各种小问题,当孟繁荣发现,不管自己怎么调,都无法将某个发飘的高音调得更扎实时,他建议老先生,该换琴了。
他不会轻易说出这句话,不然有一半的琴,都过不了他这一关。
如今,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家庭保有的钢琴质量也越来越好,找上门的客户,都是调音的。五六年前,他曾接过几个琴行的业务,替琴行调试、维修客户的钢琴,由此结识了一些更年轻的调律师。有一次无意间,年轻人向他吹嘘,自己这个月又卖出去了四台钢琴,其中一个客户去年才通过他买过一台三万多的雅马哈,“这次换了一台七万多的。”
在这一行里混了一辈子了,孟繁荣头一回觉得,自己好像从来没有“入得门槛”,年轻调律师还安慰他,“年纪大了,没摸到门道,很正常。”
另一边,当他被安排去调整钢琴时,许多客户会悄悄问他,这琴怎么样?值不值这个价?这些客户多数是家长,在他们眼里,小年轻是靠不住的,他的高龄不仅意味着专业,更代表了可信任和行业良心。“我让他们失望了”,孟繁荣说。
“我从来没有说过一次真话。”他又重复了一遍。
这是一根敏感的神经线,两三万一台的钢琴,对大部分家庭而言,一定是一笔不菲的支出,不仅承载了孩子的梦想,还寄托了家长的期望,他们不会容忍在硬件上的任何过失。孟繁荣不敢把那些假冒的进口琴指出来,“那样天会塌下来的。”
他离开了琴行,不辞而别,这段短暂的经历留下了后遗症,他不再愿意和别人介绍自己的职业。离开了同行的视野,他能够找回自己熟悉的圈子。
琴如其人
与其跟那些破事、破人打交道,孟繁荣更愿意遇上破琴。有那么一段时间,只要遇到一拧就断的弦,他都会莫名兴奋。那样一来,一向沉默的他,就能顺理成章地开始一次与钢琴主人的交流。
每一架钢琴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很多人对调律师有误解,认为他们需要具备如机械一般精准的听力。但实际上,零误差并不现实,调律允许一定范围内的音差,而且根据孟繁荣的经验,以精准来要求的人,只有两种人,要么是新手,要么就是强迫症患者。钢琴需要演奏,饱含情感,千篇一律的音色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有些钢琴用户,在可控的范围内,会要求他,将音调高一些,有些则调低一些,“才有生命力。”
上海音乐学院有一台170多万的三角钢琴,曾经总是由一位老先生负责调音,每次有演出前,都得调一次,根据不同演奏家,调出不同的音律风格。后来老先生去世,后人调不到位,钢琴就被闲置了,收进了仓库。
孟繁荣是通过一位兄长得知这个消息,多年前他曾有幸近距离看过老先生调琴,他托了关系,想去试着调一下。那架钢琴是他这辈子见过的保养最好的,琴键光可照人,打开盖板,内部的琴弦一尘不染,精神抖擞。他坐下来弹了一曲,音律是准的。
身边的音乐系老教授坐到跟前,完整得演奏了一首肖邦升C小调夜曲,然后合上盖板,说了一句“不对、不对,找不到那个味道了。”
孟繁荣见过太多这样的情况了,如果一个调音师为一架钢琴、钢琴主人服务的时间久了,三者之间,会出现一种非常奇妙的连接,一种化学反应。
很多年前,他受邀造访静安区的一栋花园洋房,为一位年轻的女子修复一台拥有百年历史的美国AEOLIAN古钢琴。孟繁荣没有询问这架钢琴的来历,但是从女子的居所,以及言谈举止当中,他推测,古琴十之八九是家族传承。一般的,收藏级别的古钢琴保养都非常出色,女主人说,其中一个键,似乎高了一点,影响了手感和音律。孟繁荣拿出尺子,量了半天,勉强发现了大概半毫米左右的误差。这个小小的调整,让他和这架钢琴一直延续了将近三年的缘分,“每一次都是那个键的问题,怎么调都调不好。”
直到有一天,孟繁荣发现,每次自己垫进去的纸片总是不翼而飞,钢琴主人这才坦白,是自己取出来了。她由此提到了自己已经去世的外公,一个擅长调律的演奏家,自小就在这架钢琴前教她弹琴。有一次,小姑娘学得厌倦了,生闷气,把一根琴键给扳断了,“她说觉得闯了大祸,但是外公并没有责备她,而是将琴修复了。”
那位老艺术家的修复水平实在太高,平时弹奏,根本觉察不出琴键有问题,她之所以总是感觉不对,“是一个心结。”
遇到最多的,还是一般的家用钢琴,和普通的爱好者。很多人几乎一年才会请专门的调音师调试一到两次,有的人好几年才调一次。他遇到过很多中小学的钢琴,音都是不准的,连专业的培训机构,也会遇到失准的钢琴。
唯独音乐厅里的钢琴是调音最勤的,每次演出都有调音师检查,每个钢琴家对音色也会有各自的要求,明亮一点,或者柔和一点……调音师都要因人而异去调整。
但孟繁荣更希望寻常孩子的钢琴能够调得更好一些,“音乐厅是他们的梦想,一架失准的钢琴,不可能把孩子送进音乐厅。”
异类
孟繁荣说,每一位调律师心里都应该有一架永远调不好的钢琴,这是对行业的敬畏,“如果一个调音师告诉你,他能解决任何问题,他是不够负责的。”
上海的多数家长并不懂钢琴,也不懂音乐,有的人甚至连基本的七个音符都说不完整,但他们坚信,让孩子去学钢琴的决定是对的。太多前人,通过这一门才艺,在升学,在出国,在各项比赛当中,跑在了前头。
这些家长有一个共性,他们会抓住一切机会与你交流,有时候甚至让孟繁荣怀疑,自己究竟是被雇去调钢琴的,还是为家长排解焦虑的。
在松江的一片老式民宅中,孟繁荣遇到过一双父母,趁着他整理钢琴的一个多小时,守着他寸步不离。那户家庭来自附近的安徽合肥,小两口在上海读完大学后,留了下来,一起奋斗了快十年,终于在松江买了八十多平方的公寓,安家落户。
“他们给女儿做了一个十年计划,一直到小学毕业,学什么,投入多少钱,这些钱从哪里来,都写得清清楚楚。”孟繁荣见过很多焦虑的父母,但这一对尤其特殊,“精打细算,每一份钱都用到极致。”家里的那架钢琴,是从浙江的德清产地直接买的,小两口在琴行转了两个月,顺藤摸瓜找到了淘宝店,却不从网上下单,而是直接去了产地,在那个名叫洛舍的小镇,女方又跟工厂老板将价格砍到八折,这才运回上海。女主人在跟他聊天中,不断提到“不能让女儿输在起跑线上”,听得实在头大,孟繁荣忍不住打断对方,“学钢琴,没有你们想象得那么立竿见影啊。”
谁知,女主人脸色就变了,出门付钱的时候,正眼都没看他。
他知道自己人微言轻,自己说上一百句,也顶不过培训机构的一两句话。很多人都是这场焦虑风暴的帮凶,调律师也不能例外。家长的焦虑很容易让一些调音师丢掉职业操守,毕竟面对一个无法分辨钢琴调音前后声音变化的人,除了自律和责任性,并没有什么能够评判调音师的工作。
他越来越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异类。
有一次,他去为一个幼儿园的初学者调试一架新买的钢琴,没动手之前,他专门把家长叫到身边,询问孩子在学习时,偏重于什么风格,“古典乐的话,钢琴音色要调得比较温暖,爵士则要求声音明亮透彻,马虎不得。”搞得对方家长感叹,比琴行老师都负责。
不管以什么理由进入这一领域,我都应该正确引导,“儿童初学钢琴,音高概念还没有形成,可塑性很大,如果经常弹一架音高不准的钢琴,一个钢琴天才就可能被毁掉。”
他回忆年轻时跟随调律师傅入行,别人的孩子学弹琴,他只能每天弹单音,把整个钢琴200多根弦的音准,一遍一遍地听,师傅跟他说,如果下决心干这行,就要心无旁骛,“你看,这都五十年过去了,比我师傅干得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