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40期，原文标题《榕江脱贫：搬离大山后的新生活》，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地处“地无三里平”的黔东南山区，贵州省榕江县正努力让自己离开最后一批国家级贫困县的名单。对生活在自然环境艰困地区的老百姓进行搬迁移民是他们最重要的措施之一，而如何让离开了土地的人们适应新生活则是更大的挑战。
记者/王梓辉
摄影/王旭华
侗族妇女正在村寨里染布，那里板蓝根被当成一种颜色的来源
城市“上班族”
前往贵州省榕江县的旅程称得上顺利，甚至顺利得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早上从北京坐上前往贵阳的飞机，再从机场坐1小时10分钟的高铁就能到榕江县城。高铁大部分时间都行驶在黑暗的隧道中，有时窗外刚刚亮起，转过头只看到一片绿色山谷，视线就又迅速地被另一条隧道淹没，此时你能意识到在这样的环境下，获得这样的交通体验要付出多大代价。交通便利程度与一个贵州山区里国家级贫困县的身份似乎让人有些认知错位，而卧龙小区就是认识这座县城的一个切口。
卧龙小区地处榕江县城以北的区域，算是城郊。小区里有31栋6～7层高的居民楼，居住着超过7000人。2016年，当地政府设计规划了这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里面还配有菜市场、社区卫生所和幼儿园。从外表看，这是个很普通的居民小区；然而大多数女性身穿的少数民族服饰和随处可见的扶贫口号却又在提醒你，这里和榕江县城的其他居民小区有些差别。
我见到杨再姣是在一个工作日的下午，她当时正坐在卧龙小区扶贫车间的小板凳上绣花。“车间”不是那种工业机械化的大型厂房，而是小区里一栋居民楼的一层底商，可以从两扇拉起的卷闸门进出，旁边还有居民合作社和社区邮政。从门口向里大约有二十几位身穿少数民族服饰的妇女拿着蓝色的布在绣着什么，她们三五成群地凑在一堆，一边绣一边用一种我完全听不懂的语言聊着天。阳光洒在屋檐上，这情景好像就是一群社区里的妈妈和奶奶们聚在一起做手工活。
恰好杨再姣刚刚绣完一个图案站起身来，我走过去问她是否可以和她聊聊天。杨再姣露出腼腆的笑容，用带着浓重口音但我能够听懂的普通话回答我说可以，然后搬来了两个小凳子。
杨再姣今年48岁，是土生土长的侗族人。2018年11月，在当地政府的动员下，他们一家四口从生活了30多年的榕江县乐里镇小瑞村搬下了山，在卧龙小区开始了自己的“城里人生”。在那之前，她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群山环绕的大山里，当地人把这种生存环境称之为“高坡”，其中大部分是苗、侗、水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村里离县城有30多公里，想去县城得先走山路到镇上，再从镇里坐班车，要两个多小时。
住在高坡时，她每天的任务是种田和绣衣服，那是侗族妇女普遍的生活状态。现在，她换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每天早上9点准时出发走五分钟路去上班，中午回家吃个饭，下午做到6点下班回家，成了稳定的标准“上班族”。刚上班时，因为扶贫车间刚刚组建，订单不多，她第一个月只赚了500多元；后面订单稳定了，她平均每个月能有2000多元的收入，是扶贫车间收入较高的骨干员工。
榕江人刘林洋少年离乡，回到家乡后，他正在尝试用一种可持续的方式改造家乡
扶贫车间隶属于榕江县月亮故乡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刘林洋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作为出生在榕江县城的苗族人，刘林洋9岁时跟着父母移居到了北京，一直从事艺术设计相关的工作。2016年，机缘巧合之下，刘林洋受榕江县政府邀请回到家乡，经过了两年的探索之后，他把目光聚焦到了当地传统手工艺“蓝染”上。为此，他围绕这项手艺做了一系列产业布局，其中月亮故乡这家公司专门负责生产具有当地特色的蓝染手工艺产品，主要的生产基地就是杨再姣工作的扶贫车间，现在固定在这里接单的绣娘有100多人。
杨再姣刚刚搬来的时候，扶贫车间还没成立。一开始，她去过小区旁边的工业园找活干，那里有政府引入的一些服装厂和鞋厂。以前除了种地，杨再姣农闲时也和丈夫在外面打过工，但没走太远。唯一一次到省外打工是在2012年，跟着同乡一起去了浙江的一个鞋厂，在流水线上工作，一个月工资1200元，住不用花钱，吃饭还得自己弄。当时她觉得这个收入“还可以”，“现在就不可以了”。做了一年后，因为孩子上学需要照看，她就又回家了。
但现在年纪大了，工业园里的工厂每天要从早上9点做到晚上9点，杨再姣干了几个月，觉得这样太累，身体受不了，就不干了。然而到了城市里，生活的规则已经发生了变化，以前在村寨里的时候，每个家庭都是吃自家种的粮食，喝井水和山泉，过着自给自足的传统生活。现在所有的一切都要用钱买，杨再姣心里有些慌。她告诉我，之前村里动员搬迁的时候，她的邻居就不愿意搬，原因就是怕没了土地，不知道做什么。
恰好去年8月，看到自家旁边开了一间做手工艺的扶贫车间，杨再姣就试着问了问这里是做什么的，工作人员说这里是绣花的，绣好了计件算钱。杨再姣心里想，她们侗族女性从小就学绣花，应该没问题。对方让她试了一下，发现她绣得不错，就让她到这里来上班。有了固定收入，杨再姣的心安定了下来。
在工业化的蓝靛膏厂里，刘林洋做了具有艺术性的空间展示
乡村移民运动
从纯收入来看，杨再姣一家已经脱离了贫困户的身份。她告诉我，她老公在外面打零工一年能挣1万元左右，她在扶贫车间也能有2万元左右的收入，而当地的贫困户标准是人均年收入4000元。杨再姣说，如果去外面打工的话，一个月最少也得3000多元，但她自己年纪大了，在外面找不到好工作。刘林洋手里有政府的调查数据，他告诉我，当地贫困村寨里50岁以上中老年人的就业比例，女性人数不到男性的1/8。
我问杨再姣2012年的时候为什么会出去打工，杨再姣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我家里穷，就出去打工。”她告诉我，以前住在村里时，因为都是山区，每家的土地都不多，她家里只有2亩地，春夏季种水稻，天冷了就种油菜和土豆。至于在家里种地能收入多少钱这个问题，答案是“没有”，因为这点土地只够他们一家人吃的，基本没有余粮去卖。想要获得一些收入，只能靠男人在农闲时外出打工。而这也只够他们一家维持基本的生活，因此他们家在2014年政府普查时成了建档立卡的贫困户。
2015年6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提出“十三五”期间对“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1000万贫困人口开展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作为全国搬迁规模最大、任务最重的省份，到2019年底，贵州省完成了188万人的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其中榕江县作为贵州省还未脱贫摘帽的9个深度贫困县之一，共对5978户25346人进行了易地搬迁，杨再姣家正是其中之一。
在整个黔东南地区，蓝染手工艺品都极有地方特色
在榕江，自然环境在过去长期的岁月里困住了他们。榕江县政协副主席、县扶贫办主任石晶在基层从事了20年的扶贫工作，他告诉本刊，交通闭塞、文化信息闭塞与基础设施较差是榕江县过去多年来深陷贫困的主要原因，其中交通不便是最重要的因素。当地政府的数据显示，榕江县因为地处贵州高原向广西丘陵过渡的边缘地带，地形复杂，全县90%以上的土地是山地。石晶回忆说，他十几年前在榕江县相对偏远的计划乡工作时，去一次下面的村寨平均要走4个小时的山路，很多老百姓好几年才会来一次县城，很大一部分人不会说汉语，甚至有人从未见过汽车。
这几年，随着国家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榕江县城通了高铁，下面的村寨也先后通了公路。但即使如此，20公里的直线路程因为要翻山越岭也得开一个半小时车。在我前往计划乡九秋村那天，正好赶上大雨，山间雾气升腾，盘山公路旁的景色很美，连绵的青山下装扮着青绿色的梯田。但时不时就能看到的滑坡痕迹告诉我们，美景背后的代价是生活的艰困。开车送我们的司机恰好也来自计划乡，他告诉我，当年他十几岁第一次去县城花了两天时间才到——先花一整天时间走到镇里，第二天再从镇里坐车去县城。
在基层工作多年后，石晶见证了榕江县扶贫工作的变化与革新
来自黔东南州首府凯里市的驻村帮扶干部王政权接待了我们，他已经在村里待了快一年。他告诉我，九秋村共有297户居民，其中贫困户达到了188户。经过几年的努力，已经搬迁了244户。
在苗侗地区，因为这里的大山上长满了杉树，是很好的建筑材料，所以这里的传统民居都呈两层木质结构。王政权带我去看了一间还没改造拆迁的老房子，下层低矮昏暗，地面坑坑洼洼，异味极重。他告诉我，原来在这些山区，老百姓为了方便和安全，会直接在自家一层养猪养牛，形成了“人畜混居”的现象。为此，他们这两年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对这些民居进行改造，将牲畜移到了专门的猪牛圈里进行养殖，一层全部用砖头水泥修葺一新，变成了可以聚会的客厅。
但居住环境的改善无法解决核心的贫困问题。在村里，我们仍能看到不少生活在这里的村民。王政权说，这是因为当地地形没那么陡峭险峻，因此没有强制拆除旧宅，不愿意住到城里的村民还可以在经过改造后的自家房子里居住，但现在留在家中的基本都是老年人，年轻人大都搬到了城里或者去了外地打工。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汪磊长期关注农村贫困治理问题，今年正好一边在榕江县挂职，一边做相关的研究工作。他告诉本刊，对于这些已经搬迁的村民们来说，尽管他们的土地还在，但大都因为空间的割裂选择了流转出去，因此这些以前靠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的村民们不得不变成依靠市场，“因此政府很重要的责任就是帮他们或培育或打造或寻找到这样的市场”。如何让搬离了土地的村民们既搬得走也能安心留下，更重要的改变或许还是来自生产方式。
在侗族村寨里，如何让孩子们不成为留守儿童也是扶贫工作的一个重点
因为背靠大山，当地少数民族村寨都以木制结构的房屋为主
集体种田
车江乡是榕江县近郊的一个乡镇，这里有整个贵州省难得一见的万亩坝区良田。早在2016年，车江大坝10469亩优质耕地就被划定为永久基本农田。但对于这里以土地为生的村民们来说，他们现在大都在为一家名叫“贵榕惠农公司”的商业机构种田。这家公司由贵州省农业投资集团和榕江县农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主要的职责就是管理经营这万亩坝区农田。
陈金培是榕江县农投公司的总经理，去年由他们牵头将整个车江坝区5000多户的1万亩基本农田全部流转过来，放弃了之前当地以水稻为主的小农种植模式，将这里改造成了一片万亩蔬菜基地，由贵榕惠农公司负责管理。
王金德现在是贵榕惠农公司的一名基层管理人员，负责管理200多亩大棚蔬菜的种植，手下有80多名员工，其中50多人是附近村寨和移民安置点来的贫困户。因为十几岁就去广东那边打工，王金德是当地村寨里难得一见的有商业眼光的年轻人。2017年，因为孩子到了要上小学的年纪，王金德决定拿自己在广东打工攒下的积蓄回家乡创业。
回到村里后，他看到村里人全都还在种水稻，每家每户基本只能满足自己的需求。而经过调研，他发现种菜的收益大有不同。“哪怕就是自家那一两亩田，你每天起早一点拿去县城卖，三五百块钱是拿得到的。”于是王金德脑子一热就注册了一个合作社，把村里人的土地都承包过来种上了蔬菜。可惜正赶上那年是天灾年，气温太低把菜都冻死了，整整赔了18万元，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搭了进去。
站在现代化的蔬菜大棚里，王金德告诉我，那次教训也是为什么他选择跟着大公司干而不是自己去种的原因，哪怕自己承包农田种菜获得的收入会更高。“我们是很渴望有大公司来这里发展的，因为这样会更稳定。”王金德说，“我们农民的资本比较薄弱，没有大棚设施和更先进的种植手段，全部都是靠天吃饭。天好当然不错，如果天不作美的话就颗粒无收。”而头疼的销售工作也不用他们担心，依托贵州省农投集团对接国内16个一级批发市场和省内二级批发市场，他们的蔬菜可以卖到如广州和深圳的超市里。
将土地进行集约化、规模化管理开发是当地产业发展的主要模式
现在他每月在这里拿固定工资4500元，妻子也在这里工作，每天100元劳务费。再加上每亩地每年1650元的承包费，每年也能有七八万元的收入。而陈金培则告诉本刊，整个蔬菜基地每天需要的劳动力至少在400人以上，农忙时会达到800人，其中一半以上都是贫困户。
风险当然永远会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一位在蔬菜基地工作的贫困户说，她也不知道是以前自己种地好还是来这边集体种地好。“自己种地就是没钱，但有大米吃；在这里上班一天100块钱，手里有钱花了，但就要自己去买米吃。”
但陈金培坚信规模化的力量。他说，以前老百姓种水稻形成不了统一的市场和品牌，都是一家一家卖，别人想批发都不行；而现在他们规模化生产，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大规模种植、销售不同种类的蔬菜，会比自己个体好干多了。
而这种集约化、规模化的土地管理模式也是整个榕江县进行乡村改造的重要措施。除了蔬菜基地，他们还以相似的方式发展了百香果、板蓝根和草珊瑚等特色产业基地。在九秋村，王政权告诉本刊，他们村里甚至也成立了村集体经纪公司，由村集体负责管理，流转了老百姓搬迁后留下的250亩土地用来种板蓝根，“县里专门有公司过来收，前两天刚刚来拉了几万件走了”。而留在村里的老人们除了土地流转的收入，每天去种板蓝根也能有50～100元的收入。
从贵榕惠农公司的运营上来看，因为今年是收获的第一年，陈金培不太好衡量。“因为我们有脱贫的任务，所以收益比我预期的少。”他对本刊坦言，“但是这不是我考虑的重点，我们能够带动老百姓就业，能够让老百姓看到收益，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干起来。”
百香果是当地重点发展的特色产业之一
特色产业的特别价值
杨再姣之前农忙时也在坝区干过4个月，每天早上从卧龙小区门口坐班车过去，一天收入80元，中午公司会提供午饭。后来一方面是因为农活太累，外加找到了绣花的工作，她就没再去过蔬菜基地。
能在家里做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事，杨再姣觉得自己挺幸运的，因为她丈夫还得在外面打工。当地政府也说，外出务工仍然是榕江县老百姓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汪磊告诉本刊，榕江县有37万人口，其中适龄务工人员有十六七万，榕江县内怎么也不可能容纳下所有这些人。
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如何挖掘当地特点让女性能留在家里成为了优先被考虑的点。因为所有我采访过的村民都告诉我他们去过外地打工，而又回到家里的原因全部是“小孩要上学”。作为外来的帮扶者，刘林洋也说：“如果是男人出去打工，女人来维系家庭的运营，这样的结构可以减少留守儿童的数量，还能让乡村保有活力。”
移居到城里后，杨再姣在扶贫车间获得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和社交关系
刘林洋记得他2016年带着资源和资金回来时，对如何建立这样一个健康可持续的生态还没有概念。开始那两年，他们也尝试过利用少数民族特色发展旅游产业，先后修了网红民宿、运营了侗族传统节庆活动、做了声音博物馆和艺文中心。但很快，到了2018年底，刘林洋发现自己有些找不到方向了。“我会感觉自己做的这些事情都变成碎片化中的碎片化了。”他对本刊说，“看似单独都有亮点，但是我们自己的能量非常有限，当地也没有太多的人才，从外面请人才的成本又特别高，而且也不可持续。”
经过思考和总结，刘林洋觉得，如果真想把这件事做下去，“产业”是一个非常大的关键词。“我们觉得乡村最困难的其实是就业，尤其是乡村女性的就业问题。”他对本刊说。而他在对当地资源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后，发现有一种手工艺有可能进行产业化改造，这就是所谓的“草木染”，或者叫“蓝染”。
作为贵州最重要的特色农产品之一，板蓝根在当地长久以来被当作一种染料的来源。经过浸泡与发酵等一系列工序，植物板蓝根可以转化为蓝靛膏，也就是月亮故乡扶贫车间所做的“蓝染”的染料。有数据显示，在贵州省39个民族支系里，有29个民族的服装基础用色是蓝。而在贵州乡村，因为他们很多地区还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本身还保留着相关的种植和手工传承，有天然的条件。杨再姣说，她们侗族妇女几乎每一位从小就会学染布和绣花，她们现在身上穿的衣服都是自己做的。
考察了市场后，刘林洋发现板蓝根来自医药企业的需求一直是很稳定的，但来自染布这一块的市场需求是在急速增长的，而且产业化比我们更发达的日本与台湾地区都有规律可循。因此从2018年开始，他打造了从种植到文创产品制作的一整套产业链。
对侗族、苗族、水族等少数民族妇女来说，织布绣花是她们从小就会学习的技能
去年9月，他们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种了1.35万亩的板蓝根，还建设了一个2.2万平方米的靛膏厂，据刘林洋说，这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古法靛膏厂，这两个基地都能提供几百人的就业岗位。根据当地人的说法，板蓝根最高亩产量能够达到6000斤，而靛膏厂的收购价格是7毛钱一斤，一亩地的收益肯定能超过种水稻，而板蓝根一年还能种三季。
两个月之前，刘林洋的靛膏厂刚刚投产，厂区就在县城郊外的工业园里，能闻到明显的植物气味。几辆刚刚装满了靛膏的卡车正向外驶去，业务已经进入了正轨。据他说，除了他们自己使用和一些染布的业务，同仁堂这样的药企也是他们的客户。
从商业角度衡量，刘林洋告诉本刊，扶贫车间从去年5月运营到现在，在收支与产出上基本达到了“略有盈余”的水平。而从社会意义上来看，这里100多位平均年龄49岁的绣娘也的确实现了“让母亲能留在家中”的愿望。一位32岁的绣娘就对我说，如果没有了这种手工艺的工作，她只能继续去外面打工，小孩子只好丢给老人照看。
与他们的父母相比，年轻人更适应新的城市生活，传统痕迹在这些学生身上已不明显
融和与传承
工作内容驾轻就熟，生活方式的转变还需要时间帮忙。石晶向本刊回忆，早在2012年，榕江县就启动了第一批生态移民搬迁的试点工作，当时共搬了两个村约500户居民。然而老百姓刚刚搬下来时出现了很多不适应的情况，他给我们举了很多例子，比如开了水龙头就不关，以为那是泉水。“我那时天天接到群众打来的电话，都是问我这个坏了怎么办，那个不知道该怎么用，我都想干脆不干这个乡长了。”几年之后，现在第一批搬下来的村民已经完全融入了新的城市生活。
杨再姣也在努力适应新的生活方式。最近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儿子和女儿都去了贵阳上大学，丈夫则在附近的县城打工。吃完晚饭后，侗族妇女不喜欢打麻将或者打牌，大多数时候就是在家里绣绣花、看看电视。以前年轻时在村里，杨再姣喜欢唱歌，侗族人也是出了名的会唱歌，侗族大歌经过这些年的宣传广为人知。但到了城里，环境变了，大家都住进了楼房，周围的邻居杨再姣都不认识，活动没人组织了。还好，在前几个月，社区里有了文艺宣传队，开始组织一些日常的娱乐活动，其中就有民歌队。
民歌队刚刚成立时，到扶贫车间来宣传，车间里有姐妹知道杨再姣喜欢唱歌，就要拉着她一起去。刚开始，杨再姣还有些不好意思在陌生环境下唱歌，“他们喊我去，我不去，我说我老了，唱歌不好意思了”，但禁不住劝，半推半就也进了民歌队。最近因为要准备中秋节的社区活动，他们每天晚上都会到社区的鼓楼广场练习。在黔东南地区，侗族、苗族和水族等当地主要少数民族村寨都会有“鼓楼”这种传统建筑，它外表更像是汉族地区的亭子，也是每个村寨的核心区域，重大活动都会在那里进行。为了消解乡愁，卧龙小区里也修了一个鼓楼，旁边还配有连廊和一大片开阔的空地供大家休憩活动。
榕江四中的校长孙松海来自浙江桐庐，经济发达地区的帮助是贫困地区脱贫的重要动力
那天晚上8点，他们十几个人在鼓楼两侧的长廊里坐成一排开始练习一首新歌，除了两位男士外其余都是侗族妇女。他们大部分人在此之前都不认识，但已经通过晚上的唱歌活动变成了新朋友。操着自己的侗族母语，没有了工作的压力，他们一边聊天一边唱歌，多了许多笑声。杨再姣说，这是她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候，甚至还主动邀请我中秋节过去看他们的演出。
他们那天一直唱到了晚上10点才散，夜晚的卧龙小区有着北京这种大都市绝难感受到的宁静，但杨再姣对生活在这里还没完全放下心来。她带我们去她家里坐坐，家在五层，按每人20平方米的标准，他们家分到了一套8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推门进屋，内部装修很简单，就是白墙下配了一些简单的家具，看不到侗族的痕迹。杨再姣给我们展示了一些她的衣服，没有一件现代都市服装，全都是她自己手工做的侗族服装。但她还是不好意思地说，因为她觉得这里不安全，所以很多像银饰之类的贵重物品都没有带过来，还放在村里的姐姐家，没法给我们展示，哪怕她家所有的窗户都安装了不锈钢栏杆。至于“不安全”的原因则是城里小偷多，寨子里没小偷。
新生活的车轮滚滚而来，年轻人当然更适应这种变化。榕江四中是当地政府前几年专门为附近乡镇学生建设的初级中学，由浙江省桐庐县对口帮扶。校长孙松海来自桐庐县，已经退休的他这两年主动申请过来帮扶，他告诉本刊，榕江四中全部3000名学生中，来自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家庭的有1700多人。但几位和我聊天的来自乡村的学生都告诉我说，因为长期在城里上学住校，他们也和城里孩子一样从小学就开始使用手机，也不会像他们的母亲一样习惯穿着民族服饰。
杨再姣对此有些无奈，她的女儿还不会唱侗族大歌，“因为她不喜欢，不想学”。小时候跟着外婆学会的刺绣也很久不绣了，也是因为不喜欢。
但那天晚上唱完歌后，我们准备离开时，忽然听到广场另一头传来了一阵悠扬的乐器声，杨再姣很惊喜地说那是芦笙的声音。我们走过去，发现是三个年轻的“90后”苗族男生在吹芦笙，他们告诉我，这都是以前在村寨里跟着老人学会的。在村寨的时候，他们晚上就经常一起在河边吹芦笙，“老人们不怕我们吹得太晚，他们看到我们吹芦笙还很高兴”。搬到城里后，三人都在附近城镇工作，只有周末晚上才能一起聚在广场边吹一阵子，也不能吹太久，怕影响到周围楼上的人睡觉。
临别时，其中一位男生告诉我，因为旅游开发，芦笙已经被外界误认为是一种边跳边吹的乐器了，这让他有些着急。“如果你们有机会能专门写一写芦笙，我希望标题可以是：芦笙是用来吹的，不是用来跳的。”（王金德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