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64年初的一天,刚刚下过一场大雪的中南海寒风阵阵,冷风刺骨,毛泽东学完英语后毫无倦意,让章含之陪他到室外走走。
年过70的毛泽东走在雪中神采奕奕,他不戴帽子不戴围巾,一想到这瑞雪兆丰年的场景心里十分欣慰。而章含之,包裹得严严实实,“全副武装”跟在毛泽东的旁边,边走边聊。毛泽东突然说:“你父亲有没有告诉过你,我还欠他一笔钱呢?”
毛泽东话里的“父亲”指的是章含之的爸爸章士钊,章含之嘴里吐着热气笑着说:“主席啊,您开什么玩笑,你怎么会欠我爸爸钱呢?”
章含之出生于1935年,现在不到30岁,可以成为毛主席的老师真是年轻有为,和毛主席长时间的学习中也渐渐熟悉起来,散步的时候他们像一对父女在聊天,丝毫没有忌讳。
毛泽东笑着说:“我欠你爸爸2万呢。”
“2万?”章含之一惊。2万块在现在可不是个小数目,章含之不信,摇摇头说:“我看您是开玩笑的,即便是真的欠了钱,我爸爸也不会让您还的。”毛主席听后哈哈大笑:“或许,你爸爸是忘记了,我既然想起来了,就是要还的。”
章含之好奇,边走边说:“那您给我讲讲,我父亲为什么借给你这么多钱呢。”
毛泽东突然停住脚步,陷入了沉沉的回忆中,他开口说道:“这笔钱真的太重要了,我毛泽东恐怕一辈子都还不完啊。”
毛泽东大学毕业,打算留在国内
毛泽东之所以称呼章士钊为“行老”,是因为章士钊字行言,出生于1881年。1903年,章士钊和蔡元培等人开始组织军事教育会的时候, 毛泽东应该正在私塾读书,他们真正相识是在毛泽东大学毕业以后。
1918年,25岁的毛泽东从湖南师范毕业,当时他的同学们和他商量,如果想要拯救中国,去法国勤工俭学是一条不错的出路。很显然,毛泽东对这个想法是认可的,自从来到长沙,毛泽东的眼界大开,不仅看到了好多书,还遇到了很多对他有帮助的人,比如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杨昌济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上学时的老师,至于毛泽东要不要去法国勤工俭学,杨昌济曾给予了中肯的意见。
在长沙求学期间,毛泽东曾和杨昌济探讨过这件事,杨昌济问毛泽东,对于出国留学,你的观点是什么。毛泽东用这样一段话表达自己的感受。他说:
“如言自修,吾举两人闻君。其一康有为,康尝言:吾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岁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其一梁启超。梁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盖文学为百学之原……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足下幸无暴弃。”
意思就是,我认为要想救国,就必须有奇杰,而奇杰不光要学习外国的知识,也要学习国内的知识。说白了就是想要救国,就要知道国外发生了什么,也要了解本国的国情。这个观点可谓是和杨昌济不谋而合。
杨昌济告诉毛泽东,去了国外无非就是看到了人家的优势,只要把握好自己的心态和志向,不管在哪里都好,只要做到不崇洋媚外。当年李鸿章去美国,看到美国的遍地高楼辛酸不止,他无法想象大清朝还没有大厦的概念的时候,美国已经遍地高楼。
所以毛泽东十分理解杨昌济的意思,杨昌济在《劝学篇》中,曾说过自己的见解:“苟无普通科学与外国语言之准备,则不必急急西游,苟求学之志坚,则虽在国内,凡西洋之学问,皆可曲折而求得之。”直观一点说就是,虽然大家都想出国,但是国外的知识无非就是那么一点,在国内也可以获取。
杨昌济有这样伟大的见解并不是随便说说,早年间他曾留学日本,1908年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肄业,后来在杨毓麟、章士钊等好友的极力推荐下,清政府派往欧洲的留学生总督蒯光典,调杨昌济去英国继续深造,进入苏格兰的阿伯丁大学哲学系,对于国外的一切,杨昌济都看在眼里。
但杨昌济十分看好毛泽东,建议毛泽东去国外固然是好的,但他看到了更多的留学生多数是穿西装打领带,知识固化。最后毛泽东静下心来好好想了想自己的方向,结合杨昌济老师的意见,毛泽东决定送同学们出国,自己留在国内。
毕业后,毛泽东送第一批同学赴法后,自己在北京北漂,那段时间他没有住的地方,没有工作,可谓尝尽了酸甜苦辣。从杨开慧那里得知毛泽东的近况后,杨昌济向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推荐了毛泽东,鉴于毛泽东喜欢看书,让他去图书馆当个图书管理员吧。
这里有个值得注意的数字,就是毛泽东当时的工资是8块大洋,要知道北京大学的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的工资是120-200大洋,和他们比起来,毛泽东真是杯水车薪,但就是这8块钱,让毛泽东租了房子,度过了那段艰辛的北漂之旅。
毛泽东在北京的经历是非常有价值的,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人才荟萃,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这种先进的氛围,是青年毛泽东在湖南无论如何都接触不到的,这让他十分兴奋。毛泽东曾说过,想钻在图书馆里把这里的书看个遍,如今他终于有了条件,充分利用这里的学习环境,工作之余,广泛阅读各种书籍报刊,研究各种学说。
正是因为毛泽东这种热爱读书的精神,让李大钊和陈独秀发现了他,并向他传达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彻底打开了毛泽东的潜能,毛泽东心中的革命之火冉冉升起。1919年夏,毛泽东因为母亲病重回到了湖南,等到他这年冬天返回北大的时候,陈独秀和李大钊已经在筹划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就是建立中国共产党。
对此,毛泽东激动不已,他表示愿意出自己的一份力。1920年,毛泽东在上海见过陈独秀后,陈独秀希望他在湖南建立共产组织。当时他的第二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也面临着困境,他们囊中羞涩,连路费都没有,毛泽东见到章士钊后,打算让章士钊帮帮忙。
章士钊借钱给毛泽东:润之,我看好你
章士钊和蔡元培属于老朋友了,他早就从陈独秀那里得知,湖南的毛润之是个十分有才华,有理想的人。毛泽东得知章士钊的为人后,主动找到章士钊,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谈话。
章士钊是个不折不扣的爱国之人,早年间李大钊和杨昌济在北大的工作就是章士钊推荐的。毛泽东、蔡和森持杨昌济手书拜见章士钊后,说明了自己的情况,说自己一方面在筹备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一方面要帮助同学去欧洲,章士钊一听,爽快地答应了。
随后,章士钊通过上海的朋友,以及各界名流,筹集到了两万袁大头,全部交给了毛泽东,临走的时候章士钊说:润之,我看好你。毛泽东收到这笔巨款,可谓喜出望外,他进行了合理的分配,一部分资助赴法学生,一部分用于湖南革命活动。
要知道,两万元于现在来说虽然不起眼,但在当时,两万银元可谓是一笔巨款。章士钊为何可以筹集到这么多钱呢。这和章士钊的朋友圈以及阅历有关。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正在英国留学的章士钊马上回国,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都给予了最大的支持。章士钊是留学归来的高材生,袁世凯曾邀请章士钊北上,并且赠送巨宅,让他当北大校长。
不仅如此,他还和陈独秀等人在东京创办过《甲寅》杂志,国内袁世凯称帝后,章士钊曾任国会议员,后来蔡元培邀请他去北京当教授。由此可见,章士钊在当时国内的声誉是绝对一流的,他可以受到各界人士的尊重情理之中。
1927年4月,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被奉系军阀逮捕,他四处奔走营救。1928年国民革命军光复北京后,因章士钊系执政府之高级官员,曾被通缉,乃赴欧洲游历。
这份简历可以说是阅历丰富了。多年以后,国共在重庆谈判时,毛泽东滞留在重庆,章士钊在手心写一个“走”字,意思让毛泽东走为上计,劝毛泽东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可见章士钊对毛泽东的帮助是衷心的。
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受到重用,被推选为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委。1951年,根据毛主席的意见,让章士钊出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毛主席对这个老前辈也是十分尊重,他的很多意见,毛泽东都会积极参考。
章含之问父亲:这两万元是真的吗?
章含之从毛主席这里得知这件事后,说什么也不信。毛主席笑着说:“你爸爸估计不知道,这笔钱真的帮了共产党的大忙了,当时一部分钱供我的同学去欧洲,一部分用于我们在湖南开展革命工作了。”
章含之不信,打算回去问个清楚,临走的时候毛主席又说:“你这样,回去告诉你爸爸,我从现在开始要还这笔50年的债,一年还2000,10年还完20000元。”
章含之回到家后,专门向父亲问及这件事,章士钊一听哈哈大笑:“女儿啊,毛主席说的这件事确实是真的,我都忘了,没想到主席还记得。”在章士钊心里,他觉得这不是自己个人借给毛主席的,便没有再提。
章含之问:“爸爸,你说这两万银元,搁到现在是多少钱?”章士钊回忆说,那时候一块大洋可以买到16斤大米呢。实际上,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笔钱的价值远远大于它本身的价值了。
从数据来看,1912年,一元大洋在北京可买60斤大米,吃一顿6人的东来顺。1931年,一元大洋在广州可买25斤大米。毛主席小时候还使用过铜元,一个银元可换128-140枚铜元。
所以,如果当时一块大洋可以买到5斤猪肉,那就相当于现在50元左右,所以这两万大洋,如果拿到今天,那就是40万人民币,确实是一笔巨款了。
然而章士钊没有想到,没过几天,毛主席果然让秘书给他送来了2000元,并说以后每年春节都要送2000元。章士钊收到钱后非常不安,马上去找毛主席亲自说明情况。章士钊说:“主席啊,这笔钱当年是募捐来的,怎么能让您还钱呢。”
毛主席也知道行老是个赠必固辞、求无不应的人,他告诉章含之说:
“千万让你父亲收下,这是我给你爸爸的一点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用人民币就能偿还的呢?你家那位老人家我知道,一生不重钱,也爱帮助人,他每次给我写信都是帮助别人,我要是明说给他,他是不会收的。你就说是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无论如何都要还的,这个钱从我的稿费中扣除。”
从那以后,每年的大年初二,毛泽东都让秘书给章士钊送去2000元,一直到1972年,20000元全部还清。
你们这代人要靠自己,不能靠父亲的遗产
1973年春节后,毛主席无意间从章含之那里得知,今年没有给章士钊送2000元,脸色顿时阴沉下来,章含之说:“主席您忘了,当初说定10年分期偿还,还足20000元。去年已是最后一笔,您当年借的20000元已还清了。”
毛主席马上叫来秘书,嘱咐再去给章士钊送2000元,毛主席笑着对章含之说:“怪我没有说清楚,这个钱是给你们那位老人家的补助,哪里能真的10年就停,我马上让人补送。”
章含之告诉毛主席,父亲知道了一定不会收的,毛主席莞尔一笑想到个好主意,他说:“这样,你告诉你爸爸,这笔钱从今年开始还利息,50年的利息我也不知道多少,就这样还下去,只要你爸爸在世,就要还下去。”
临走的时候,毛主席嘱咐章含之说:“我说到做到,另外你们这代人要靠自己,不能靠父亲的遗产。”
实际上,毛主席的话里有三层意思:第一,这笔钱对中国共产党有恩,对新中国有恩,根本无法用人民币衡量。第二,这是为了感谢章士钊先生,给予他的补助和照顾,还钱只是个说得过去的理由。第三,这笔钱是有特殊价值的,章士钊向来节俭,但作为子女,不应该去花父亲的钱。
毛泽东与章含之的谈话,对章士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他昔日为革命筹集银款,念念不忘。知其为人慷慨大度不求回报,便机智而巧妙地以“还债”和“付息”的方式给他补助,同时又对其女儿要求严格,毛主席不愧是一代伟人。
章含之从毛主席口中得知了这个意思,马上回去告诉了父亲。章士钊得知后感动不已,亲自给毛主席写信表示感谢,没想到,这一年章士钊离开了这个世界。
1973年,章士钊自请第四次赴港,欲与台湾方面会谈两岸统一事业,功未竟而身先死,享年92岁。得知章士钊先生去世,毛主席感慨道:行老啊,钱还没还完呢。
实际上,从毛泽东青年时期,到新中国成立,章士钊一直在为国家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一如毛主席所说,章士钊先生总是在默默地为国家,为他人着想,从来不想着自己。
比如1952年,他与叶恭绰等人联名上书,呼吁保护北京广东新旧两义园的民族英雄袁崇焕遗墓,晚年以大部分时间从事文史研究工作,还集得《柳文指要》一书,去世前一直在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大业作出最后的贡献。
毛主席更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回想当年,毛泽东没有像其他人一样留学海外,自己默默留在国内探索问题,章士钊的这笔钱可谓是雪中送炭。
毛主席知道章士钊的为人,所以机智而巧妙地以“还债”和“付息”的方式给他补助,这足以看出毛主席知恩图报,想得非常周到,既有对长辈的关爱,也有对晚辈的希望。他不愧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领袖。
章士钊生前一直居住在史家胡同中部的51号宅院,他去世后,女儿章含之和女婿乔冠华居住在这里,他们也一直谨记着毛主席的教诲,学习父亲做一个赠必固辞求无不应、赠人玫瑰不求回报的人,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