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0月28日，天安门广场上，人民大会堂工程正式破土动工。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的4000余名职工的劳动号子，在天安门广场响起，加上各种施工的机器轰鸣之音，工地上呈现出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建国以前，毛主席在延安时，就产生了这个设想。希望在革命胜利以后，建设一个足以容纳万人开会的大礼堂，作为党的领导人和群众一起共商国家大事的地方。一直到1958年，中央才敲定了建造万人礼堂的计划，地点就选在天安门前。
1958年9月5日，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万里同志正式传达了中央关于筹备庆祝建国十周年的通知。在建国十周年以前，要建造好九大公共建筑（加上原有的工业展览馆共十大公共建筑），其中就包含了大会堂（当时虽然未定名“人民大会堂”，本文后续为了方便读者阅读，称之为“人民大会堂”）。
毛主席十余年的设想即将破土动工，这是一件举国欢庆的大喜事儿。全国的建筑专家受邀之下，于9月10日晚间云集北京，参与到这件足以载入史册的建筑工作中来。建造人民大会堂这件伟大且光荣的任务，令每一位有幸参与其中的人都倍感自豪。但这项任务也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仅仅从时间要求这一项来看，想要按时完成建设任务，就必须要创造奇迹才行，如果按照以前的一些建筑案例所用时间推算，在建国十周年以前完成这项工程基本不可能。
要知道，当年建成联合国大厦用了7年，澳大利亚的悉尼歌剧院则耗时14年，而瑞士日内瓦的万国宫建成也用了8年时间。反观留给人民大会堂的建设时间，仅有十个月左右（人民大会堂想在1959年国庆投入使用，必须在9月1日前完成施工部分才行，后续还有一些宴会的准备工作需要时间）。在主管大会堂工程的设计工作的沈勃来看，建造人民大会堂在当时的建筑史上，根本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先例。设计超前，施工量大，工期特别短，想要保质保量地如期完成这项任务，就意味着需要创造奇迹。
最重要的是，彼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各种物资极其匮乏，而人民大会堂对于中国人民而言，又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为此，周恩来明确指示，人民大会堂的建造所用材料，必须全部使用国货！周恩来的这项指示一出，立即点燃了全国各界人士的爱国热情，各地工厂和工人全都投入到人民大会堂所需材料的制造工作中，让人民大会堂在建造之初，就与“人民”一词息息相关。
建造人民大会堂的任务，是神圣的，也是艰难的，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带领下，无惧任何困难，更不怕创造奇迹。试问，中国人民创造的奇迹还少吗？
建造人民大会堂之前，拆迁工作成第一个难题
人民大会堂的选址是在天安门广场的红墙外，那片区域在当时属于繁华市区，有一条名为皮市街的繁华商业街，其中有大量的营业商铺。在商业区的周围，还有大量的民宅。按照人民大会堂的规划，仅建造大会堂一项，就需要拆除机关单位67处，民宅684户，所涉及的房间达到3993间。
机关单位的拆迁工作，势必会影响相关单位的一些正在进行的工作，但这些都可以克服。拆迁民宅的工作，困难程度就要大上许多。其一，要考虑到居民的意愿，如果有人不同意，就需要进行劝导。而人民大会堂的建设工期，根本不允许在这项工作上花费太多时间；其二，即便所有住户都同意拆迁，如此大面积的拆迁工作背后，是大量居民的住房问题，短时间内如何安置他们，也是一个难题。
住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居民，有很多都是老住户，祖祖辈辈生活在那里。让这些人放弃自己的祖宅，确实不太容易。而且，住在那里的居民，都为自己住在皇城根儿下而倍感自豪。但人民大会堂的建设，事关国家，必须进行。负责拆迁工作的同事，已经做好了面对任何困难的准备。但真正开始这项工作的时候，却完全出乎了他们的意料，这项本该异常艰难的拆迁工作，进展地却非常顺利。
1958年的这次拆迁工作中，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同事曾经拍过一段影像，记录了一家人正在搬离老房子的情景。这家人有两个小姐妹，一个叫李萍，另一个叫李明，李明是妹妹，当时只有5岁。
后来，这两位小姐妹已经成为两鬓斑白的老人，接受采访时对当年搬家的情景依然印象深刻。李明回忆称，自己当时的年纪小，听说要搬家觉得很热闹，非常高兴。姐姐李萍的回忆与妹妹有很大不同，她说：“那会儿你还小，我挺舍不得的。”
李萍的话，相信是当时很多人心里的话，搬离自己的老房子，心中有些舍不得，人之常情。李萍和李明家搬离的决定，是她们的母亲决定的。1958年9月份的一天，身为街道治安主任的母亲接到通知，她家住的位置要盖一座可以容纳万人的大礼堂，需要她搬家。
李萍的母亲接到通知后，没有一点犹豫，称这是支持国家建设，还打算起一个带头作用，要第一批搬走。但在搬家之前，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同志找到她们，要拍一段影像，记录她们搬离老房子的过程。所以，她们家成了最后一户搬走的人家。根据两个姐妹后来回忆，在她们的印象当中，街坊邻居得知要盖人民大会堂后，都积极响应号召搬家，没有人犹豫，更没有人抱怨。
在百姓的理解和支持下，搬迁工作的开展很顺利，但短时间内的巨大搬迁量，带来了另一个问题——住房不足。搬出去家的这部分老百姓，一时间找不到那么多房子给他们居住。北京市房管局将此事汇报给周恩来以后，周恩来当即决定，将科技馆、美术馆、国家剧院、电影宫推迟缓建，节省出来人力物力全都用来解决搬迁户的居住问题。人民最敬爱的周总理，总是把人民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得知搬迁户的居住出现问题，不惜暂停重大工程的施工，也要保障搬迁户的居住。
即便如此，人民大会堂相关的拆迁工作依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按照计算，想要完成这项工作，至少需要半年时间，这将导致的后果是，人民大会堂将无法赶在建国十周年之前完工，工作人员对此心急如焚。但结果是，仅仅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项庞大的搬迁工作。国家的关怀、周总理的关怀，让人民感受到温暖，百姓对国家的大力支持，创造了奇迹。
原来，搬迁户当中，有一部分人接受了国家安排的居所，更大一部分人，认为自己具备独立找到新居所的能力，在拿到国家给的一些搬迁款后，不愿给国家添麻烦，自己承担了寻找新住所的任务。在许许多多的搬迁户当中，一名叫宋大忠的老住户，回忆起当年的事情来，讲出了自己家搬迁的那段经历，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整个搬迁过程的缩影。
宋大忠，当年只有12岁，和姥姥、姥爷、爸爸、妈妈一起居住在钱府胡同26号，位于现在的人民大会堂的西南角。
根据宋大忠的回忆，这处老宅，是老两口在1952年购置，打算在此安度晚年。1958年，已经在此地居住6年，听说要盖人民大会堂，一家五口没有任何犹豫，主动找车开始搬家，拿了国家给的几千元钱，本着不给国家添麻烦的想法，选择自己出去找居住的地方。
在当时，有很多家庭和宋大忠一家做出一样的选择，自己搬离，自己找新的住处，不给国家添麻烦。正是因为有这些人的支持，搬迁工作才能以远远超出预期的短时间内完成，人民大会堂的施工才能顺利在10月28日破土动工。然而，拆迁难，只是建造人民大会堂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之一。
人手不足，物资匮乏
人民大会堂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仅仅是工程指挥部就分为了北段、中段、南段三个分部。第一分部负责北段宴会厅；第二部分负责中段中央大厅和大礼堂；第三部分负责南段人大办公楼。这三个分部的工作，既统一，又独立，因为工程所需的材料不足，还需要每个分部边施工边备料。
由于工期很短，在施工过程中一旦出现设计问题，导致施工困难，根本没有时间反复修改。为了保证施工进度，主管大会堂工程的设计工作的沈勃找来了大会堂总工程师张镈，指派他带领北京建筑设计院的设计师们，直接到搬到大会堂工地现场办公。
沈勃此举，堪称老练，这样做有两个好处最为明显。其一，许多大型工程进度慢的原因，在于设计与施工之间存在差距，前期设计工作一旦可行性低，施工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困难，施工方将困难反馈给设计他团队后，设计团队再提出新的方案，时间就在这个过程中流逝了。如果设计团队现场办公，施工团队遇到任何困难或者发现任何设计的问题，可以立即反馈，并迅速取得新的可行性方案，保证施工进度；
其二，在施工过程中，有哪些设计对施工要求过于苛刻，施工难度较大，设计团队就可以现场进行指导，施工团队与设计团队相互协作，最终取得双方都能满意的效果。这样一来，既能保证工期，又能保质保量。
张镈很好的完成了这项任务，与40余位建筑设计师在施工现场办公，将图纸意图最大化的传递给施工团队。可以说，人民大会堂的施工，绝对算得上是安排得当，计划周密。但这项工程的难度之大，还是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新的问题继续出现，令设计团队和施工团队刚刚开始不久的协作，不得不暂时停了下来。
什么问题呢？人手问题。大会堂工程选址在天安门广场外的一片区域，在人民大会堂施工之前，就对这片区域的地质条件进行过简单的勘探。初步认为在这片区域施工时，要挖至4米深的老土层，这样才能确保大会堂的地基稳固。但实际施工时才发现，4米深的位置根本达不到老土层，要整整挖到深8米的位置才能达到老土层。大会堂的地基稳固问题是大事，马虎不得，挖土的深度必须要达到8米才行。这样一来，原本预计的土方量是14.2万立方米，现在却增加到了35万立方米，这计划之外的20多万立方米的土方，令指挥部犯了难。
当时的中国不比今天，根本不具备挖掘土方和运输土方的先进设备，只能靠人力肩背手提，本来按照14.2万立方米的土方量，已经准备好了足够的人手来挖掘运输，突然增大的土方量，一下子让原本充足的人手显得捉襟见肘了。地基挖不完，后续的很多施工项目都无法进行，必须尽快解决这个难题。找到足够多的人手，成为当务之急。
为此，指挥部向全国发出了号召。为什么说人民大会堂的建设离不开人民？就在于此。在建造人民大会堂遇到人手不足的情况时，全国人民纷纷响应号召，踊跃报名，一支“义务劳动大军”很快就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工地上，靠着对国家的热爱和一腔热情，硬是将这多出来的20余万立方米的土方给搬走了。据统计，整整有30万人次参加到了人民大会堂建设工程的义务劳动当中。这样伟大的场面，如此伟大的人民，在其他国家是很难看到的！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雷锋同志也准备响应号召，加入到人民大会堂的建设中去。遗憾的是，当时在辽宁地区只招木工、瓦工、钢筋工，雷锋因此与人民大会堂失之交臂。据他的战友回忆，雷锋当时遗憾的表示：
“没能为大会堂建设添砖加瓦，是我一生的一大遗憾。”
其实，笔者认为雷锋同志不必遗憾，因为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每个人做贡献的位置不同，但那份爱国的热情是一样的。
人手不足的问题迎刃而解，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国庆工程第5号简报当中，阐述了一个新的困难——资源匮乏，钢筋短缺，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将很快面临停工。
钢筋：至今1吨也没有，这样即便解放军展览馆和人代礼堂能在10日以后开工挖土，但如钢筋不能及时供应也将中途停工……如果由于材料供应不上而不能如期开工或中途停工，则不仅影响整个工期，而且会产生极其不良的政治影响，首先是广大建筑职工的热情受到挫折。
国庆工程办公室
1958年10月6日
从上述内容来看，直到破土动工22天前，钢筋甚至连1吨都没有。有的读者可能会觉得，这是准备不足。其实不然，彼时的中国资源极其紧缺，想要在短期内获得充足的钢筋，恐怕只有向外国进口才行。
但人民大会堂的意义并非仅仅是一个建筑而已，更具备着特殊的政治意义。为此，周恩来对此专门作出指示，工程所用的材料必须全部使用国货！笔者认为，周总理的这个指示，其实就是想告诉全世界，中国有能力创造任何奇迹。同时也告诉世界，中国人从此站起来的决心！
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国庆工程指挥部向全国求援。全国的工厂和工人得知此消息后，立即展开了紧锣密鼓的生产，建造人民大会堂所需的材料，开始源源不断地从全国各地向北京涌来。
不仅如此，一些生产能力出众的企业，不仅为人民大会堂工程供应材料，还担负起一些重要的生产任务。比如大家熟悉的那个重达2000公斤，高4.85米、宽4.5米的巨大国徽，就是由北京市东城区五金机电厂制作而成；而大礼堂顶部的那颗巨大五角星，则是由蒙古包头钢铁公司二局和上海长征化工塑料制品厂共同制作；鞍钢还专门特制了4000余吨钢材给人民大会堂工程，用于日后制作人民大会堂顶棚钢梁。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人民大会堂工地材料匮乏的难题迎刃而解。值得骄傲的是，哪怕小到一颗螺丝钉，都采用的国货。
工程师利用“土法儿”攻克了一个技术难关
克服了1958年的一个又一个难题，指挥部在1959年初迎来了一个新的困难，“技术难关”成了这一年需要面对的关键词。
提到人民大会堂，相信即便没去过的人，只是看到照片中的人民大会堂，也会对大会堂恢宏大气的穹顶印象深刻。建造人民大会堂时，这个顶棚采取了“满天星斗，水天一色”的设计理念。想要在施工过程中，将这个理念展示出来，就必须要做到以下两点。
其一，既然是满天星斗，就必须要给人穹顶为天的感受，想要做到这一点，顶棚就必然不可以用柱子来支撑。如果出现柱子，满天星斗的设计也就失去了意义，最多是顶棚布满星星的感觉；
其二，作为一个可以容纳万人的大会堂，就必须要有足够的高度，这样才能体现出恢弘大气，让身处其中的人感受到“天高海阔”的感觉。
乍一看去，这两点其实很矛盾，顶棚越高，就越需要稳固的支撑点。通常的建筑，都会采取增加立柱的方式来获得稳定性，而人民大会堂的穹顶，又恰恰不能使用柱子。好在，这个难题在设计团队的不懈努力之下解决了，采用了以钢梁替代柱子的形式，来支撑“满天星斗”的穹顶。
前文有过介绍，鞍钢为了帮助人民大会堂工程完成钢梁制作，专门特制了4000余吨钢材。为什么制造钢梁的钢材需要特制？原因也很简单，因为穹顶需要12根承受力极强的特殊钢梁，想要制造这样高强度的钢梁，自然就需要特制的钢材。
沈阳桥梁厂接下了制造特殊钢梁的任务，总共生产12根，每根钢梁的高度为7米，长度为60.9米，重量高达55吨。沈阳桥梁厂虽然对生产钢梁有很丰富的经验，但一直以来生产的都是用于桥梁的钢梁。这样的钢梁用在大会堂的顶棚，尚属首次。
1959年3月21日，这一天是钢梁起吊的日子，沈勃和国庆工程指挥部的所有成员全都来到大会堂施工现场。钢梁起吊这件事情，对人民大会堂穹顶的建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能否最终成功，在此一举。
根据计算，想要完成施工，必须将12根钢梁起吊到45米高的位置。一根钢梁的重量为55吨，中国当时尚未具备如此吨位的起重机，只能采用两台起重机一同起吊的方式。当天上午九点，随着一声哨音，起吊钢梁的工作开始进行。结果，问题出现了。
起重机开始工作后，钢梁却并未如期望的那样缓缓升起，而是一端抬起，另一端却迟迟无法离开地面。更令人揪心的是，本来平直的钢梁逐渐开始出现弧度，一扭一摆之下，开始失去平衡。
这种情况出现，意味着起吊工作的失败。因为钢梁发生扭曲后，就会发生变形，偏离了最初的设计方案，即便吊上去也无法严丝合缝地与其他钢梁紧密衔接。而人民大会堂的建造，肯定不允许出现这样的情况。
三次起吊，全部失败。特制的12根钢梁，1根备用品都没有，强行起吊的后果无法承担。起吊工人只好暂时将吊起的钢梁重新放回地面。如何解决钢梁起吊问题，成为指挥部热议的焦点。就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建工部的工程师包瑞林提出了一个他知道的“土法儿”。
包瑞林认为，可以用两个钢的龙门架固定钢梁，再增加一个水平梁，最后制作一个菱形的钢架固定钢梁，这样就可以改变钢梁的受力结构。
包瑞林提出的这个“土法儿”，简单来说就像是给钢梁做了一套夹板，类似医生给骨折的部位做的保护夹板，保证钢梁在起吊过程中不受损坏。这个“土法儿”最终得到了采纳，工程指挥部立即开始着手准备，三天三夜的赶制，菱形钢架制作完毕。
1959年3月30日，第四次起吊开始，在菱形钢架的保护下，1根钢梁顺利起吊，引起现场的一片欢呼声。这里形容起吊的过程很简单，但实际操作中存在很大的困难。12根钢梁的起吊和安装，整整用去57天的时间才算完成，时间过半，而进度才达到40%，想要创造奇迹，就必须改变以往的施工方式。为此，所有人都开始了一场头脑风暴。
为了缩短大礼堂顶棚的建造工期，架子工想出了一个绝招——搭吊架！大礼堂顶棚上留有512个灯孔，132个通风口，这些位置成为设置吊架的关键点。
工人从已经搭建好的钢梁上垂下一根根不落地的杉篙（意思为杉树一类的树干砍去枝叶制成细而长的竿子），绑成30多米高的悬空脚手架。这样一来，负责地板施工的同志，因为高空脚手架没有支柱立在地面，完全可以和顶棚同时施工，大大缩短了工期。
在悬空脚手架的帮助下，整个大礼堂的空间被立体分出8层操作台，施工人数也从原来预定的1000余人增加到6000余人，立体交叉作业的方式，令施工进展飞快，顶棚建设原本需要半年的工期，仅用40天时间就顺利完工，令人不禁感慨中国人民的智慧真伟大。
就这样，经过全国人民的多方努力之下，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题，最终成功建造成人民大会堂。1959年8月底，中国人民创造了一个建筑史上的奇迹，大会堂顺利完工。1959年9月24日，大会堂正式交付使用。
1959年9月9日晚，毛主席与众人来到大会堂的工地。万里向他汇报：“万人大会堂还没有正式命名。”毛主席问：“你们都怎么叫的？”万里答道：“施工中工人都叫它大会堂工地，有人提议叫人民宫。”毛主席想了想说：“‘宫’嘛，有些封建，我看，就叫人民大会堂吧！”
10个月时间，中国人民建造出人民大会堂，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奇迹。人民大会堂，从设计到建设，与人民息息相关，是人民的殿堂，更是共和国的殿堂。它承载着无数人的希望，令所有中国人都为之自豪。全部材料都使用国货的人民大会堂，向全世界宣示，中国人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创造伟大奇迹，这样的伟大国家和民族，任何人都无法战胜！
参考资料：《人民大会堂建设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