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明王朝正式迁都北京。由于当时皇帝居住的北京靠近边关，所以，明朝的这一决策也就被形象的称为“天子守国门”。

天子守国门，何等气魄！龙马君不禁联想起大明皇帝骑着高头大马驰骋战场的英姿。

然而实际效用如何呢？今天，龙马君就为各位读者老爷分解一番：

一、浅而又浅的战略纵深

首都，顾名思义，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和权力中心，用古代人的话说，是国家腹心所在。既然地位如此重要，首都安全就不得不优先考虑。

如何才能确保首都安全呢？要有足够的战略纵深，通俗的说，首都要在离危险边境足够远的安全位置。

为何丹麦将首都置于西兰岛上？因为19世纪的丹麦占据着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泰因两个德意志邦国，而作为德意志诸邦盟主的普鲁士又过强，与德意志地区相联结的日德兰半岛随时面临普鲁士大军的威胁，西兰岛与日德兰半岛之间的卡特加特海峡为丹麦提供了必要的战略纵深。

北京的战略纵深如何呢？

北京临近明王朝的长城防线，蓟州镇重要隘口之一的古北口就地处今天北京市的昌平区，距离明朝的北京城也仅100余公里。一旦古北口这样的长城隘口被突破，敌对势力极短时间内就可以直抵北京城下。

有多短呢?

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蒙古瓦剌部从宣府地区突入，仅11天就兵临北京城下，如果不是兵部侍郎于谦力排众议，坚决守城，建炎南渡极可能重演。

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00年），蒙古鞑靼部从古北口突入，仅5天就进抵北京东直门外，大肆掳掠北京城外及周边区域四日后从容退却。

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统帅的后金军队取道蒙古，从喜峰口破口，一路攻城拔寨，先后攻破遵化、迁安、三屯营，仅23天就进至北京德胜门外。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大军攻破居庸关后，仅仅2天，就进至北京西直门外，开始用大炮攻城。

自此，我们可以看出，足够的战略纵深对首都的安全至关重要。当危机事态发生时，有足够的战略纵深，才能以空间换时间，国家才能有余地动员全国力量进行全面而彻底的抵抗。哪怕是求和或者寻求外交斡旋，也需要足够的周旋空间。

北京的战略纵深如此之浅，其劣势显而易见，一旦长城防线被突破，敌方短时间就可以进围北京，首次大规模决战往往就是京城保卫战，完全没有回转余地。实际上，明朝就是在全国资源未充分动员、南方大量部队未投入战场的情况下灭亡的。打个比方，犹如一开始就被敌人近身，您还没来得及挑选称手的兵器，也没来得及招呼手下，就被敌人一招给制住了。

二、急速膨胀的人口规模

为了保证首都的正常运作，也为了弥补战略纵深之不足，加强北京周边的守备，必然需要大量的人口。这些人口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其一，宫廷人员、政府机关人员及其家属、仆役；

其二，迁都北京后，整个明朝军事力量北移，不仅北京要大量驻军，长城防线也要加强防御，增加的军队人员及其家属的数量也相当庞大；

其三，随着宫廷、政府、军队的北移，必然需要大量为上述人员提供服务的人口，如手工业者、壮劳力、轿夫马卒、歌女戏子乃至寺观僧道，都会随之迁移。这部分人口是最多的。

上述三类人员之和大约有多少呢？我们从两则材料来看：

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迁都后，刚建成的皇宫主殿奉天殿被雷电所毁，翰林侍读邹缉上书批评朱棣迁都，奏折中他提到：

京师之内聚集僧道几万余人，日食米百余石，而使天下之人糠秕不足，至食草木，此亦耗民食以养无用者也！

北京仅仅僧道就聚集了几万人，整体迁移人数绝不是小数字。

另外，据《北京人口史》记载，明朝建国初期，北京城只有一万四千多户，嘉靖年间，常驻人口已经达到百万以上，天启年间更突破了一百二十万。

可以看出，单单北京城，就增加了百万人口，加上周边驻军、其他卫星城市、长城沿线各边境军镇，龙马君粗略估计，因迁都北京而产生的迁移人口在三百万人以上。

迁移人口如此之巨，从职业我们又可以看出，这些人口大多不从事农业生产，他们的口粮哪来呢？

三、重而又重的财政负担

明朝以后，随着人口的大量增长以及北方自然环境的相对恶化，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堪堪够满足本地需求和供给长城驻军。迁都产生的额外人口，需要从南方粮食产地（主要是江南）通过京杭大运河千里运粮。

这就是漕运。

与现代相比，古代航运效率相当低下，因此漕运的代价相当之高。《明史》志第五十五记载：

漕司领十二总，十二万军，与京操十二营军相准。

负责漕运的漕军竟有12万人，仅仅这部分人的开销就相当庞大，此外，还需加上船舶修造费用。

明孝宗时的文渊阁大学士丘浚在他的《漕挽之宜》中就称，每年漕运耗费的财政府库白银以千万两计，一担米的运价达到产粮地米价的十倍以上。丘浚的说法或许有些夸张，但漕运代价的高昂是不争的事实。

以上就是漕运代价的全部吗？当然不是，还有大量的治河费用。

北方天然缺水，地势上又北高南低，京杭大运河常常水位告急，即使是水利发达的今天，每年枯水期，运河仍不时因水位过低发生堵档。去年7、8月份，京杭运河淮安段持续低于警戒水位，滞留船舶超过5000多艘。

因此，明朝为保证运河通畅，需要经常性的引黄河、淮河、海河、泗水等一些河流作为运河水源，巨大的水利工程耗费随之产生。

明朝时期，黄河之患又异常严重，据统计，在明朝不到300年的历史中，黄河决堤的年份就有100年，一旦黄河决堤，大量泥沙就会冲入运河，造成运河堵塞，治河的费用也水涨船高。

那么，漕运和治河加一起，每年到底要花多少钱呢？

我们可以参照清朝道光年间的数据，漕运一项，据《海国图志》作者魏源记载，每年耗费大约在400万两左右。治河一项，根据王庆云《石渠余纪》的记载，普遍在500万两以上，个别年份甚至高达1000万两，我们取平均数750万两。同时，考虑到治河并非全因保障漕运，再截取一半，就是375万两。

两者相加，清朝道光年间每年因漕运产生的财政支出高达775万两左右，均占全国岁入的四分之一。由于明朝防御中心比清朝更加偏向北方，所以明朝的比例可能更高。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和平情况下尚能承受，一旦国家发生突发情况，本来就拮据的国家财政将雪上加霜，更加难以维持。

明朝灭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恰恰是不断恶化的财政状况。而这点，黄仁宇先生已经在他的博士论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中为我们详细论证，也是公论，龙马君不再展开。

四、主仆之间的角色易位

关于明朝迁都北京的弊端，明末著名学者黄宗羲在他的《明夷待访录》中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

或曰: 有王者起,将复何都?曰:金陵… …而东南粟帛,灌输天下;天下之有吴、会,犹富室之有仓库匿筐也。今夫千金之子,其仓库匾筐必身亲守之,而门庭则以委之仆妾。舍金陵而勿都,是委仆妾以仓库匿筐;昔日之都燕,则身守夫门庭矣。曾谓治天下而智不及千金之子若与!

黄宗羲认为，江南膏腴之地就好比藏宝的仓库，而北京就好比大门。藏宝的仓库要亲自守卫，大门安排个仆人去看着就可以了，这是富家公子都知道的道理。放弃南京而定都北京，就好像让仆人看着藏宝的仓库，自己去看大门，实在是不合情理。治理天下者的智慧还比不上普通富家公子！

这个比喻或许不面面俱到，但是不可否认，有一定道理。

那么，朱棣为什么迁都北京呢？原因过多，北京特殊的战略位置与朱棣的国家战略是重要因素。

北京地处农牧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汇处，上文已述及，它是不适合作为一个守势农业文明国家首都的。但是，如果国家战略是进攻，那北京就非常合适，它是一个条件优越的战略前进基地。

朱棣就是一位崇尚进攻的皇帝，他在位期间不断派兵征伐蒙古，亲征的就有五次。在朱棣的这种进攻战略下，迁都北京就成了一个不错的选择。

当然，后来的结果我们都知道，由于国力的衰退，朱棣时期的进攻战略并未能持续下去。实际上，从正统时期开始，明朝再也没有发动过哪怕一次大规模的主动出击行动。

“天子守国门”的劣势也就暴露出来了，并最后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至此，我们大抵可得出结论：随着朱棣之后国家战略从攻势转向守势，北京战略纵深过浅的劣势越发突出，而迁都后增加的财政负担又大大恶化了国家财政状况，成了明王朝走向崩溃的重要诱因。“天子守国门”也就成了一招实实在在的臭棋。

那它又留给我们哪些启示呢？

第一，国家的重大决策应当务求慎重。明成祖朱棣因为短期利益，不顾大臣普遍反对，较轻率得作出了迁都北京的所谓“天子守国门”的决策，给后世造成了巨大隐患，教训不可谓不大。

第二，国家的整体战略要与实力相适应。放眼五千年文明史，农业文明在面对游牧文明时取守势有天然的优势，明朝实力也不允许遂行长时间的攻势战略，朱棣罔顾这一现实而强行迁都，有悖历史的基本规律。

第三，执政者应当断即断，坚决修正决策失误。迁都后不久，明仁宗就认识到北京作为首都的巨大劣势，并下诏还都南京，因驾崩而未能执行。明宣宗又因为南京屡次地震而迟迟不履行还都决议，至明英宗时就不了了之了。明知其谬而不坚决改正，实在是执政者的大忌。

参考资料：《明史》《北京人口史》《漕挽之宜》《石渠余纪》《明夷待访录》《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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