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乾元重宝——唐代著名理财家第五琦为大唐平定“安史之乱”而铸造的货币
上篇我们叙述了“安史之乱”给中国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在平定叛乱过程中,有一位杰出的将领郭子仪在收复长安、洛阳两京,智退吐蕃、利用回纥等战斗中,智勇双全,立下了汗马功劳,甚至被唐德宗尊称为“尚父”。其实在另一条占线上,还有一位杰出的理财家第五琦,为了平定叛乱,进行的一场财政改革,铸造货币,筹措平叛经费而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可能有人对第五琦不熟悉,大家可以在《新唐书》或《旧唐书》中找到《第五琦传》,了解其传奇的一生,这里不多叙述。
为了填补因平叛而造成的国库大量的亏空,第五琦被唐肃宗任命为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还兼领河南等道的转运、租庸、盐铁、铸钱大权,后又升为宰相,全面承担起筹措经费的重担。第五琦开始进行了财政改革,从盐业专营入手,创立食盐专卖法,后与758年主持了铸造“乾元重宝”工作。
乾元重宝是唐朝发行的第三种货币,第一种就是唐高祖发行的“开元通宝”,第二种就是武则天发行“乾封泉宝”。开元通宝是小平钱,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一文钱”,乾封泉宝是当十大钱,即一枚乾封泉宝当十枚开元通宝,而乾元重宝也是当十钱。武则天是为了解决“钱荒”问题,增加货币流通量而发行乾封泉宝,但是效果不好,结果不仅没有解决“钱荒”,反而导致物价飞涨,大钱贬值,甚至乾封泉宝与开元通宝一比一进行等价流通,武则天无奈停铸。第五琦也是发行乾元重宝,当十大钱,其目的是通过通货膨胀的办法,从民间搜刮钱财,以筹措平叛经费。
乾元重宝每枚重6.5克,面值等于10枚重4克的开元通宝。相当于用6.5克铜换取民间40克铜,目的是“收十倍之利”,确美其名曰“与人不扰,从古有今”,意思是说不给百姓填麻烦,并有先例。但是,明眼人一眼都看出其中的猫腻,于是胆大的人就开始私铸,官府严厉打击,并减重至4克,这个办法让大唐从民间掠取了大量的财富,成为平叛有效措施。
我们知道,在平叛“安史之乱”的时候,郭子仪两次借兵回纥,这是不被借,而是付出了很大代价的,这个时候吐蕃有阻断了唐宇西域的联系,抢占了很多地盘,回纥又要了很多利益。刚刚经过安史之乱的大唐,哪里有钱去摆平这些事情呢?
有,第五琦尝到发行虚值货币的好处,奏请朝廷铸造当五十的乾元重宝,后又铸造乾元重轮。货币混乱,导致物价飞涨,私铸成风,老百姓苦不堪言。最后被迫一当二,一当三,到了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废弃乾元重宝,又重新启用开元通宝。就这样,乾元重宝完成了了它的历史宿命。第五琦因铸造大钱引起民怨被贬值于忠州,以示惩戒。后又被重用,死追赠太子少保,也算是得到善终。
乾元重宝见证了安史之乱的平叛整个过程,可以说专门为平叛而生,但在我国货币史上却有重要的地位,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样我们回头看发行货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货币政策的实施是一把双刃剑。运用的好,是国家之福,百姓之福,运用的不好就会祸国殃民,前有王莽,后有民国时期的法币,都是很好的例子。现代货币政策告诉我们,货币的发行量必须以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为限度,如果超过了这个量,就会引起物价上涨,影响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经济秩序。
4、西域、丝绸之路上那些钱币的历史
我们知道,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峰,中国与周边乃至世界上好多国家都有往来,武则天时期之所以出现钱荒的原因在于我国当时的货币不仅在国内流通,而且也在像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流行。为此有的时候,也铸造了一批反映与周边国家或民族交往的一些货币。
(1)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钱的迷雾——
大历是唐代宗年号,建中是唐德宗年号,因此这两种货币被认为是唐朝铸造。但唐代历史文献没有记录,五代虽有记录,但语焉不详,宋代试图弄清其原因,但最终也是不了了之。因此就成了一个谜。
其实有迷是有道理的,因为一时这两种货币在内地从来没有被发现过,所有的出土都在新疆地区;二是这两种铸币技术很差,用铜不纯,粗制滥造,根本就不像官铸。这是怎么回事呢?
据我国著名的钱币学家王永生先生研究认为,这两种货币应该是唐军坚守西域时期,与唐朝中央失去联系后坚守西域而铸造的货币。因为根据在新疆库车附近出土的3200多枚大历元宝和建中通宝,这些货币应该是唐朝的西安都护府在当地铸造的,主要是供驻军使用应该是军用货币。当时,中原忙于“安史之乱”,唐朝调集驻在西北的精锐部队东归平乱,吐蕃趁机攻占了河西、陇右,切断了西域与内地联系,越过昆仑山,进入塔里木盆地,与孤悬海外的安西守军展开了争夺战。文献记载,从上元元年(760)开始,西域地区只有李元忠坚守的北庭都护府和郭昕坚守的安西都护府与吐蕃和沙陀突厥、回纥联军争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权。李、郭二人多次与中央联系,万里迢迢最终获得中央信息,李郭二人分别被加授“北庭大都护赐爵宁塞郡王”、“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赐爵武威郡王”。后来这一地区纷繁复杂,你来我往,加上信息往来迟缓,为了筹措军费,就以唐代宗年号铸造了“大历元宝”,几年后,唐代宗去世,又以唐德宗年号铸造了“建中通宝”。大约792年,西州沦陷,大唐退出西域。可以说,这两种货币见证了大唐在西域的最后岁月,弥补了大唐将士在西域那里为了国家疆土而进行的悲壮山河的历史故事!
(2)高昌吉利——与中国文化融合的产物
高昌国存在于北魏到元代,位于西域中部偏东地区,地处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它是中原通向西域的必经之道,也是通往塔里木盆地沿线农耕的“城郭诸国”的必经之地。这就决定了高昌国始终是中原地区和西域游牧民族争夺的焦点,决定了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高度融合。也就决定了高昌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带有中原地区的印记,高昌吉利就是这一时期文化融合的产物。“吉利”应该是中原文化中“吉祥如意、大吉大利”等意思,受中原文化影响,西域国家铸造货币加上汉字也是很正常的,因此高昌吉利应该是高昌国家铸造的货币,但具体在哪个时期铸造的就需要考古发现了。
高昌吉利钱币直径25.5mm,穿径孔约7mm,重约14.3克,钱体大而厚重,制作精良,钱文隶书,旋读,素背,最早记载于清代乾隆年间张敬庵所著的《泉宝录》。
1970年10月,考古学家在西安何家村金银器窖藏出土文物1000多件,其中钱币39种,有一枚就是高昌吉利铜钱,上有编号,现收藏于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这是高昌吉利第一次出土发现。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纳519号墓出土了1枚高昌吉利钱币,同时出土了墓志一块,时间为642年,正是高昌国王麴文泰所铸。吉利是么意思呢?在突厥语中是“王”,吉利应该突厥语的音译,因为当时的国王颉利可汗,所以读音可能就是“吉利”。其目的就是加强其统治。
通过墓志上记载,记录了高昌国的一些生活习俗,除了保留草原游牧民族的一些葬俗外,其余的都显示了与中原文化如出一辙。钱币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3)其他西域诸币:
栗特币
顾名思义就是栗特人铸造的货币。栗特人即今中亚地区,主要位于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以及部分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一般认为,栗特人为了躲避亚历山大东征,而逃到塔里木盆地,于是与中国人就有了第一次接触。栗特人具有商人的头脑,沟通了中亚与中国的商贸往来,在丝绸之路的沿线以及山西、河北等地建立许多由商人组成的移民聚落,并发展成了联系密切的商业网略。网略加强对这些栗特人的管理,中国政府就指派他们当中的人为官,来作为首领管理他们,这就成立中国的一部分。他们用各自的国名为姓,取中国化名字,例如安禄山、史思明就是栗特人。
栗特人崇拜中原文化,接受中原文化,从事商业经营,拥护大唐,便仿照开元通宝铸造栗特青铜钱。这种铜钱的正面一般都是昭武九姓王徽、族标,背面多为王名、称号。栗特币主要有三种:一是正面铸造“开元通宝“,背面为康国及安国的徽记;二是正面“开元通宝”仅保留一“元”字,其余为栗特文;三是两面均为栗特文。
栗特币的铸造意义非凡,它反映了中华文化在盛唐时期的对中亚地区影响力,感受到国家强盛时刻的辉煌和繁荣。同时还直接影响了突骑施汗国以及回纥汗国钱币的铸造,体现了大唐时期包容性和开放性以及中外交流的重要性。
突骑施钱
回纥钱
5、会昌开元——与佛教的爱恨情仇
会昌开元是一种开元通宝的形式,背面不铸月,而是铸一个汉字,这个汉字就是铸造的地点,例京,洛,益,越,昌,平,兴,梁,广等22字,说明是在这22个地方铸造的,最早源于扬州节度使李绅负责的,在背面加一昌字,表示会昌,后被朝廷推广,因此多地陆续铸造,又因为铸造于唐朝唐武宗会昌年间,所以叫会昌开元。
会昌开元(昌)
会昌开元(京、洛)
这些会昌开元,不在同一地方铸造,不是同一时间铸造,不是同一规格,不是同一技术,所以比较粗燥。为什么说和佛教又有关系呢?
《西游记》里的好多细节告诉我们唐朝是尚佛的,唐太宗和御弟唐三臧的故事就是明正证,还有日本的阿倍仲麻吕等也是僧侣出身等等,看来早期的大唐还是喜欢佛的。
《西游记》剧照
大唐的开放和经济发展使得流通中货币量也就是铜钱不足,出现了经济学中的“通货紧缩”现象,通俗说是“钱荒”。到了唐武宗时期,钱荒压力更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下令采取“灭佛”措施,毁佛铸钱,立马解决了“钱荒”问题。但这个是表面现象,其背后有更深的社会背景。
一是安史之乱影响,社会更加腐败不堪,佛教能够满足民众精神寄托,对老百姓有很大的吸引力,并且入佛后不用交税,不用服徭役,兵役等特权,所以都纷纷遁入空门,成为僧人。这也造成了政府税收减少,国库空虚,所以灭佛,也就成了必然。
二是政治斗争诉求。当时政治上有两派领袖,一派是牛党领袖牛僧孺,主张在安史之乱后维持现状,对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佛教扩张采取苟安姑息态度,只想保住自己权力,是守旧势力,,另一派领袖李德裕主张削平藩镇,抑制宦官,废弃佛教,以期中兴大唐,可以说代表进步势力,这著名的“牛李党争”,李德裕被认命宰相,全力以赴支持唐武宗灭佛。
三是佛道之争。两教斗争尖锐,再加上出现了“十八子”之说,还有回纥吐蕃都是僧人支持,结果这两个民族首领同时被杀,为唐武宗灭佛提供了机会。
灭佛成了水到渠成。公元840年,历史规模宏大灭佛运动开始,使得唐代盛极一时的八大流派走向衰败,只剩下来禅宗一派。而“三夷教”的祆教,景教,摩尼教销声匿迹,只剩下了道教,为儒教独尊,专制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可能。唐之后的各朝,保守趋势日增,以至于明清时期闭关锁国,最终在被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造成了中国近代屈辱史。
八两宋时期的钱币文化
两宋时期(960-1279)是我国古代商品经济、文化事业繁荣的时代,诗词书画甚至货币铸造都达到了中国古代的最高峰。
1、御书钱的始祖——淳化元宝
所谓“御”,专指皇帝,“御书钱”就是专指皇帝写的钱文。以前都是书法家或者宰相写,而到了宋朝,钱的钱文风格发生了变化,这个也和宋的治国策略有关系,说明中国人在治国方向上发生了变化。
谁是御书钱第一人呢?
淳化元宝
不是宋太祖赵匡胤,而是宋太宗赵光义。上副图片淳化元宝用楷书,行书和草书三种字体书写完成的。宋太宗除了发行淳化元宝之外还发行了用三种字体写的至道元宝。
宋太祖用真文(楷书)、行书、草书书写钱文是为了炫耀自己在书法上的造诣吗?
答案是否定的,他是故意为之,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赵宋王朝所采取的“重文轻武,倡导文治”执政理念有关,这和他的哥哥赵匡胤制定的国策一脉相承的。
我们知道,赵匡胤是通过黄袍加身的陈桥兵变夺取了政权,当然他也担心他的大将也会出现黄袍加身的发生。他绞尽脑汁,终于和宰相赵普等心腹大臣制定了两步走计划,一是杯酒释兵权,夺取了武将的军权,二是完善科举制度,加强文官体制,强化文官对武官的制约,最终把军权集中在皇帝手中,克服了唐末以来藩镇割据的局面,巩固了赵宋王朝的统治。
任何事情都要一分为二,事情做过了头,就会过犹不及,重文轻武的结果是出现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出现了一大批文化名人,但却造成了国防松弛,武将不才,军队战斗力薄弱等问题,出现了宋与北方辽,金,夏等国之间的斗争中,始终处于下风,只能通过澶渊之盟,割地求和,纳金纳银换来屈辱和平,甚至出现了靖康耻等这样的悲惨局面。南宋更是不思进取,苟安一隅,苟且偷生,形成了重文轻武,懦弱无力的社会风气,“御书钱”也是重要的助推力。
经过“烛影斧声”的宋太宗赵光义,夺取了政权,也曾御驾亲征,但都以失败而告终,精锐尽失,威望扫地,逼于无奈,扩大科举制度,编撰典籍,传播儒家学说道通,坚定推行重文轻武的信念。所以“御书钱是很好的一种手段。”
其实,宋太祖武真不行,但文却造诣很高。据《宋史》记载:“性好学,敬业,朵艺能”,书法造诣很高,如其真书写得浑厚端庄、笔力含蓄;草书神采飞扬,流畅奔放;行书线条清晰,劲挺奔放。正如宋代大书法家米芾评价他“真造八法,草入三昧,行书无对,飞白入神”。他开创了皇帝书写钱文,铸造御书钱的先例,是他书法上最大的创意。
2、宋真宗“澶渊之盟”与祥符元宝
宋真宗赵恒998年即位,也是军事上无能,文学上平庸,政治上荒唐。他治国更是毫无建树,在位25年,继承了御书钱的传统,也在政治上演了出荒唐的闹剧而贻笑天下,却也给后世留下了像唐玄宗改名“唐明皇”、玄武庙改为“真武庙”、玄学改为“理学”的原因。
他主要铸造了咸平元宝、景德元宝、祥符元宝(通宝)、天禧通宝等四种钱币。
祥符元宝钱的来历,实际上是宋真宗作为皇帝被大臣忽悠而自导自演的“天书从天而降”的祥符钱。
做皇帝真的好难,像宋真宗这样的武不行,文不行,啥也不行的,整天被大臣忽悠的皇帝能干25年,的确也是奇迹。宋真宗年号很奇怪,别的都是两个字,他用个字叫“大中祥符”,所以祥符元宝,还有一种叫祥符通宝,元宝通宝并用,也是年代钱,开创了一个年号同时铸造两种货币的先例。这个里面有个故事,是宋真宗的心结,他实在太想封禅了。
他为什么封禅呢?自古以来,封禅的皇帝除了秦始皇之外,就有汉武帝,其他的还真没有,宋真宗这是想干什么呢?
这个是有故事的。
公元1004年,阴历正月初一,宋真宗二次改元,年号改为“景德”,景德镇由此得名。新年还没有过完,契丹国萧太后与皇帝一起率兵侵宋,宋真宗任命寇准为宰相,让寇准迎敌,寇准想让宋真宗御驾亲征,但副宰相王钦若却私下建议宋真宗去江宁避难,寇准坚持己见,无奈宋真宗御驾亲征,打败契丹,士气大涨。
但宋朝皇帝一心求和,寇准等决策层也迫不得已议和。本来胜利了,应该乘胜追击,夺取幽云十六州,但胜了还求和,也是少见。经过谈判,双方认为,两国建立兄弟关系,宋向契丹每年赠送二十万白银,绢帛十万匹。这就是澶渊之盟。宋真宗是真和,心里不愿意打,但寇准坚持,胜利了,宋真宗也很高兴,省了军费,保证边界安宁。
的确,澶渊之盟保证了契丹国120年和宋的基本和平,但更加无能徽宗皇帝,却与金合作攻辽,这个“海上之盟”才被撕毁,六年后,北宋灭亡。
但是,历史往往不假设。假设寇准等大臣一心一意能够趁机拿下幽云十六州,大宋的北大门国防就有了保障,也就不会出现后来的岳飞抗金,文天祥英勇就义了。但恰恰是君臣都没有与辽拉开架势大干一场的勇气,再加上当时寇准的政敌,也就是宋真宗时期的大奸臣王钦若,也是典型的求和派代表,在后面搞小动作,牵制寇准,结果就错过了良好机会。
宋真宗班师回朝后,认为寇准很不错,就加官进爵,惹的王钦若眼红,采用离间计,挑拨宋真宗和寇准的关系。说宋真宗被寇准忽悠了,认为寇准为了一己之私,不顾皇帝安慰御驾亲征,再说,澶渊之盟是不公平条款,寇准忽悠让皇帝签订条约,这耻辱,应该拿寇准问罪。接着这个奸臣有故意让宋真宗再次御驾亲征,收复幽云十六州,通过这种方式洗涮耻辱。
要不如果皇帝清明的话,政治就清明,皇帝昏庸无能,只能被大臣忽悠,这个宋真宗越想越觉得王钦若说的有道理,就厌恶寇准,降为刑部尚书,后又流放去管理陕州,任命王旦为宰相。
宋真宗真不愿意再御驾亲征,但有个心结又咽不下去,整天闷闷不乐,王钦若就给他想了一个办法,建议宋真宗去泰山封禅,假意天降瑞祥,以昭告天下,但瑞祥得人造。
宋真宗经过慎重考虑,同意了这个办法,王钦若又贿赂了宰相王旦,于是一场闹剧开始了。
首先“天书降临”,上写“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恒就是宋真宗的名。所以宋真宗改元为“大中祥符”,铸币为“祥符元宝”和“祥符通宝”,“大中”唐宣宗用过,不能再用。这个祥符元宝和祥符通宝就是这么来的。
其次,劝进。就是大臣一次又一次的劝皇帝,封禅吧!封禅吧!连续五次,宋真宗才答应了,确定十月在泰山举行封禅仪式。
再次就是筹备。《须资治通鉴长编》详细记载了封禅的整个筹备情况,将真宗描述为一个开明的君主。
第四就是登泰山封禅。登泰山之前,进行了彩排。从十月四日出发,用了十七天时间到达泰山,选定黄道吉日后于二十三日登山,二十四日拂晓举行规模宏大的登封祭天仪式。归途中又去了曲阜,祭拜文宣王孔子,追加孔子“玄圣”称号。
宋真宗耗时四十七天,耗费高达八百万缗,约占北宋每年国库收入的三分之一。可谓劳民伤财,错失了北宋发展的大好时机,加重了财政负担,直接促使了宋代政治风气的堕落,引起了宋代文风以及文人价值的嬗变。
至此闹剧结束,不仅给人几种思考:一作为皇帝,难道你不知道这是假的吗?实际上是自欺欺人。领导的思路问题,眼界问题都是大问题。作为领导不能辨别是非,不为国家未来着想,这样注定了这是一场校花,一场闹剧。作为臣子,不进臣子规劝任务,而以为迎合,不为民请命,不合格。这一切实际上就为北宋灭亡积攒了不利因素。
3、熙宁元宝、元丰通宝——见证王安石变法的货币
王安石,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宰相,政治家,改革家。
宋仁宗皇帝在位时,继续继承祖宗之制,一方面极力拉拢各级官僚及豪强地主,给予他们各种优厚待遇,免除赋税,但都转嫁给农民,小手工业者,小商人等,造成社会两极分化。一方面继续推行重文轻武的政策,不寻求变革,而是每年向辽、西夏供奉大量的物资和金钱购买和平,导致了社会矛盾增多,财政危机加剧,国库亏空157万多缗(一缗约1000文)。宋神宗即位时就一本空账,因此,政治改革,增加财政收入,缓和社会危机,增强国防实力成为宋亟待解决的问题。宋仁宗时期范仲淹等采取过改革措施,终因保守派排挤以失败。北宋形成了新旧两派,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危机更重。
宋神宗即位后有奋发图强之意,王安石志向远大,力图辅佐皇帝,成就大业。于是二人一拍即合,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
公元1069年,变法正式开始,主要内容有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募役,方田均税,保甲等十多项,但概括起来就是理财和整军两大类。这些都需要大量的钱,因此铸钱势在必行,于是就出现了熙宁元宝和元丰通宝,并且数量巨大,每年大约160万贯,后来竟然达到450-500万贯,达到我国铸钱历史上最高峰。目前,现存的古钱中,宋钱几乎占1/3,其中以熙宁元宝,元丰通宝为最多。
元丰通宝,熙宁元宝
熙宁元宝钱文体有楷书、篆书两种,元丰通宝有篆书和行书两种,据说是苏东坡撰写,世称“东坡元丰”。
王安石变法历经10多年,结果并没有解决矛盾,反而遭到了保守派的不断阻挠,宋神宗去世后,宋哲宗即位,新法废除,变法失败。北宋更加危机重重,41年后,北宋灭亡。
4、宋其他货币
(1)北宋徽宗时期崇宁通宝、大观通宝艺术水准最高的钱币
原因是这上面的钱文是由皇帝宋徽宗亲自书写的。
宋神宗单从政治上来说,可以说比较昏庸,任用奸臣为相,毫无建树,没有治国理政大才,不过,却是一位极富才情的艺术家,诗书画样样精通,尤其是在书法上,自成一体。他独创了一种新的书法——瘦金体。
他用瘦金体书写了御书钱崇宁通宝、大观通宝。
崇宁通宝 崇宁重宝
大观通宝
借用世人对徽宗瘦金体评价“风流天子出崇观,铁画银钩字字端”。
无论书法艺术之美还是铸造技术之精湛,都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可以说是我国古代艺术水准最高的钱币,深受收臧家的珍爱。
至于宋徽宗的故事和瘦金体,喜欢的朋友们可以上网查去阅读,这里不在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