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2岁开始决意离乡，到40岁以后无法还乡，和家乡与亲人的距离，只有幻想才能弥补。

​主笔｜王珊

记者｜印柏同

编辑｜陈晓

一本科幻底稿

北京皮村和四年前不一样了。自2017年以来，这座位于飞机入港航线下面的村庄有了很大变化，做了硬化水泥路，村里不再尘土飞扬；露天旱厕拆除改建成冲水厕所，有专门的人打扫卫生。村里两三层的楼房大多被四层公寓替代，因为租金便宜，越来越多的白领来这里租房，皮村不再只是农民工聚集的地方。没有改变的是，天上依然有飞机以两分钟一架的频率飞过，引擎声轰隆着滚过村庄上空。如果闭上眼睛，会以为自己身处战争时期的防空洞。

但范雨素的生活没什么变化，她仍然住在这里，租一间加盖在二层楼上的屋子，层高很低，看着只有一米七左右。房间里没有热水器，没有燃气，做饭要在走廊支电磁炉，房租一个月500元——这不是想象中一位“名人”的生活。

范雨素是在四年前成名的。那时她还是一名在北京打工的湖北农妇，带着两个女儿，以做育儿嫂为生，闲暇时喜欢看书写作。她的一篇自述性文章《我是范雨素》在网络上走红。文章用的是那会儿比较流行的非虚构体，记述了她出生的村庄、家庭，以及自己离乡后在城市漂泊的经历，文字朴素又不乏幽默戏谑。文章发表后，阅读量达到400万。

《我是范雨素》文章截图

《我是范雨素》在网络上发表那天，范雨素抓着手机盯着阅读量，在窄小的房间内来回踱步。手机是大女儿10年前淘汰给她的，粉粉嫩嫩的颜色，屏幕上端碎裂成蛛网状，卡顿时“跟得了偏瘫一样”，连微信支付都用不了，但能看到文章的阅读量噌噌往上涨，“发火箭似的”。她觉得自己一天之内掉进了舆论的旋涡，第一批来找她的媒体就超过30家，她走哪里，记者跟到哪里，浩浩荡荡的，让她讲写作的初心和经过；手机里短信提示音响个不停，又卡了。

出名给她带来了一些改善生活的机会。因为当过育儿嫂，有一个媒体平台邀请她写育儿，每个月出四篇稿子，每篇1500字，一个月就有上万元收入，她没接。也有不少电视台找她去做讲座，她不去，“推掉的出场费加起来都有3万块了”。最有吸引力的是一家出版社拿着20万元现金，要签她的作品，她连面都没见。

范雨素在北京生活了20多年，她觉得这座城市有文化（者也 摄）

范雨素有自己的打算，她说不想写那些轻飘飘的东西。所有对《我是范雨素》的评价中，她最喜欢的是“有力量”，她打算用更大篇幅继续“有力量”的书写。为了有时间写作，范雨素辞了赖以为生的育儿嫂工作，仅靠每月打零工的两三千元收入维持基本开销。写作过程比想象的困难，她总是下不了笔，不知道如何开头和叙述。实在没有办法，就给自己做硬性规定：“每天写够十页，跟干体力活儿一样。”有时候没有灵感，她就喝点酒，趁着酒劲儿写；实在写不出来，就将字写大一些，凑够十页，“就像扫地，你每天必须干够这些量”。

让人惊讶的是，她最终交出的底稿是一本“科幻小说”。小说里，范雨素和家人们带着各自显赫的前世，生活在一个叫打伙村的村庄。他们之间所有的行为、关系，包括承受的苦难，彼此的疏离、怨念、恨和爱，都是冥冥中的前世通过一些玄妙的物理学理论在起作用。

这跟编辑最初的想象不太一样。《我是范雨素》文字和视角给人最大的感受是真实，是普通人观察生活的视角。语言没有经过知识分子、精英阶层的处理，文字没有表演性，甚至看不出她有很明确的写作意图，这件事本身就很打动人。可是范雨素交出来的这部底稿，题材和风格都跟《我是范雨素》不太一样。双方对文本的理解有些偏差，几次沟通并不是非常顺畅，最后没能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如期出版。

但范雨素说，这部“科幻”底稿是她“成名”后的第一个完整作品。如果《红楼梦》和《西游记》打9分，她给自己的作品打7分。书中是一个幻想的世界，但又包含了她所有的经历。写作时，范雨素觉得自己像个创世者，可以无所不能地构建，“就像开发游戏的程序员，是这个游戏世界的上帝，可以安排每一个人的命运。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是相通的。这种自信能够转换给现实世界中的我，让我的自信增加，变得更有力量”。或许，这种天马行空、不着边际的写作，是她面对自己过去的一种方式。因为，那些日子“太苦了”。

小时候

范雨素出生在湖北襄阳市郊的农村，村子距离襄阳东站只有10公里，开车大约20分钟。作为湖北的第二大城市，襄阳每年的外出务工人口在整个湖北省位居第一，这些人中有很大比例就是从襄阳东站出发的。它是中南地区非省会城市中的第一大站，往南抵达武汉，往北能到西安，往西则至重庆，往东至郑州，到北京只需要四个多小时。

2018年，范雨素回过一次老家。那时高铁还没开通，她傍晚从北京西站出发，坐的还是绿皮火车的硬座，一晚上摇摇晃晃十多个小时，到家时天刚亮。离乡多年，村子跟她记忆中的很不一样：以前家家都是一层瓦房，现在却是一溜的三层小楼，独门独院，干净又阔气。因为高铁的修建，村里还有了酒店，入住的主要是技术人员和工人。“我妈老了，舅舅老了，嫂子老了。”唯一没变的是家门口的三亩大池塘，水面还像小时候一样开阔。

范雨素家有五个孩子，她是老小，上面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两个哥哥要读书、考大学，两个姐姐一个发烧烧坏了脑子，一个有小儿麻痹症。母亲原来是村里的妇女主任，除了村干部的活儿外，还要照顾生病的两个女儿，借钱给她们看病。范雨素说，大哥高考失败后一心想当作家，买各种各样的书，折腾出去不少家里的钱。大多数时候家里只能吃红薯，偶尔能吃上一回馒头。在范雨素的印象里，母亲很能干，但一直是一张愁苦的脸，经常在家里哭。

父亲不爱说话，年轻时在厦门当兵，还上过一年军校，会修飞机。他跟母亲是娃娃亲，本来有提干的机会，母亲怕他变心，坚决让他退伍回了家。父亲回家后整天黑着脸，寡言少语，偶尔才提起他在外面的见识。他会讲厦门的炮声，说那里一天到晚都在发射炮弹，震得人耳朵都要聋了；讲北京军区有哪个司令跟他是同一年入伍的，一起参加培训，还提到有个大学教授是他的高中同学。虽然都是三言两语的概述，但话里话外流露出一些意思：只要他愿意，找同学帮个忙，家里的生活就能改善。小时候，范雨素常盯着父亲在天安门前的留影看，年轻的父亲英姿飒爽，范雨素心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印象：父亲是有能力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的，只是他不愿意。“我那时就开始恨他，恨他不会赚钱。”他就像一棵大树的影子，看得见，但没有用。那会儿她读到《傅雷家书》，便羡慕傅聪有一位能谈艺术的父亲，从戏曲、小说、美术到音乐，无所不能。“我要是也有傅雷这样的父亲，我可能也成为艺术家了。”

“我现在已经不怨我的父亲了，经历了苦难，我理解了。”2021年4月的北京，天气渐暖，范雨素坐在我的对面，穿着一件紫色的毛衣开衫，围巾也是紫色，是用心搭配过的。她个头儿不高，一米五左右，梳着齐刘海儿，头发蓬松、整洁地绾在脑后，看着比几年前白一些。手指还是原来的样子，因为做保洁，长期接触水泡得有点发白，是一双久经劳动的手。范雨素说，从小自己在家里就是个不被注意的人，“拿着一个小篮子，挎在胳膊上，和其他小孩一样”，帮家里放牛、割草、割麦子。

只有看书的日子是快乐的。范雨素小时候爱读书，没有体系，遇到什么读什么，有的是哥哥买的，有的是从亲戚邻居家借的。书里没有父亲的闷闷不乐和母亲的悲苦，没有生活的贫困，没有对父亲的怨恨。她喜欢看小说里故事发生的地理位置，然后在地图上寻找对应的地点，看它在哪个大洲，如果是河流，又会流向哪里。她跟着书里的人物一起冒险、经历村庄生活不会有的快乐和磨难。有一本书叫《梅腊月》，讲的是解放初期云南少数民族的斗争，里面很多人为了战斗要溜绳索，攀爬悬崖峭壁，她就想象自己是其中的一员，跟着他们历险，“溜绳索多勇敢啊，一个动作做不好就死了”。

法国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写的《神秘岛》，她印象最深。几个主人公流落在荒岛上，为了生存，不断做各种实验，制造陶器、玻璃、风磨、电报机，用手表的表盘借光生火，遇到困难还总有神秘人物相助。她在心里跟书里的人物生活在一起。“各个主人公都无所畏惧、勇往直前，仿佛世界上没有他们办不到的事情。他们影响了我，我成了他们，他们成了我，这给我带来许多勇气。”

12岁时，范雨素一个人离家了。起因是跟嫂子吵架，哥哥打了她，她一气之下跑去火车站，学着书中知青逃票的经验，跟着人流上了一辆开往柳州的火车。“恐惧”“害怕”，是那段经历留在范雨素脑海中最深的印象。真实的外界跟她想象中太不一样了，没有处处拯救她于危难的神秘人物，维持三餐都很难做到。她去饭店打工，每天洗碗、洗菜、端盘子，手都生了冻疮，还要被老板斥责“笨手笨脚”。晚上没地方住，只能去车站睡。上世纪80年代的车站，聚集着各色各样的人，流浪汉、搞传销的、拐卖儿童的……为了保护自己，她会找面相老实的人，挨着别人。“这样坏人就认为我跟这人是一起的，不会来打扰我。”范雨素说，有一次她被一个民警叫醒，说有人在骚扰她。她揉着眼睛看了对方好久，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三个月后，她决定回家。“我年龄太小，一个人在外面无法维持生存，我受不了了。”

在村庄

30年后，在《我是范雨素》里，她这样描述自己12岁时的流浪：“我按照知青小说教我的七十二道伎俩，逃票去了海南岛。那里一年四季鲜花盛开。马路上有木瓜树、椰子树。躺在树下面，可以吃木瓜、喝椰汁。我吃水果吃腻了，就到垃圾桶里找吃的。小说里的主人公都是这样生活的。”

没有苦难，没有危险，更多的是诗意和浪漫——范雨素擅长这种表达方式。她写自己在皮村的住所，把8平方米的小格子间称为“总统府”：冬日阳光普照，还有两条大狗的忠诚守护。有评论认为，这种“克制”的写法，是她乐观豁达的证明，也是她让人赞叹和尊敬的地方：不断失败，依旧阳光。或许这也是《我是范雨素》走红的一个原因——她表达了一种让人“喜闻乐见”的苦难，可以承受，可以消解，不让观看的人感觉沉重和负担。

但对承受的个体来说，苦难并没有这么容易跨越。它让身体更粗糙，也让心更敏感。四年前，出名的第二天，范雨素就躲了起来，拒绝接受媒体采访。她给朋友发了条短信：“请转告诸位，因媒体的围攻，我的社交恐惧症，已转成抑郁症了。现在已躲到了附近深山的古庙里。我不能见任何人了。”其实，当时她就待在皮村的家里。成为众人的焦点既让她兴奋，也让她不自在。那些蜂拥而至的镜头，急切又莽撞，她怀疑它们的意图。“把我拍得太丑了，像个妖怪。”范雨素说，“他们那么专业，肯定是故意的。”

人口众多的皮村，对范雨素来说是一种保护色，谁都不认识谁，也就不会有人评价她（夏天 摄）

30岁以后，范雨素很少拍照片，“看到照片就像在回看自己的人生，不敢面对”。接受采访时，她不喜欢讲自己，总会将记者提出的每一个有关她的问题都扯到从书中看到的话，或者自己与名人的接触。与她交谈，像是在拼一个破碎的拼图，费尽心力也难摸清她这些年的际遇。唯一确定的是，12岁时的流浪就像她人生的真正开端，此后她几次离乡，又几次回去，在村庄和城市间来回游荡，难以安定。

第一次出走又回家后，村庄已经不好待了。上世纪80年代，在农村的传统观念中，女生离家出走等同于私奔，“不好嫁了”。在村里人的指点和窃窃私语中，小哥哥帮她找了一份工作，在距离家八九里外的一所小学当民办教师，教学前班和小学一年级，一个星期才回一次家。很难想象一个只有12岁的小孩是如何管教几十个孩子的，范雨素却觉得不难，谁不听话，就打手板，学生们因为怕挨打，学得都还不错。她记得，有一次一个孩子因为没写作业挨了打，第二天，小孩哭着跟她说，手都肿了。

学校的日子如白开水一样平淡，每天小学生放学后，她都去操场转圈圈，因为“迷茫”“痛苦”。学校的早读课，学生们读课本，她在一旁读《陶渊明集》，那位千年前带着才华远离城市，在乡村过着穷苦生活的古人，多少给她一点安慰。从学校订阅的报刊中，她还知道了许多哲学家的名字，印象最深的是“犬儒学派”的代表人物第欧根尼。第欧根尼认为，除了自然的需要必须满足外，其他的都无足轻重。这是范雨素的另一种安慰：“你看他整天躺着不动，名气还那么大，受每个人尊重。他就是偶像。”

范雨素说自己想跟人交流哲学，却发现身边没有一个人能接住她的话题。随着年岁渐长，相亲、结婚被提上日程，同事和亲戚一共给她介绍过三次对象。一个是邮政局的临时工，范雨素觉得跟自己一样不是正式编制，没有同意；一个是大队书记的儿子，谈过很多女朋友，她认为对方品行不好；还有一个是村里的农民，她也没看上。范雨素认可自己的价值，可心底又不免自卑。她总会提到一个类似天平的比喻：“民办教师在当时地位非常低，连鸿毛都比不上。人家看你是什么人，就会给你介绍什么样的人。”

她再次想到了离开。考大学在当时看来是唯一的方式，她报了成人自考，白天上课，晚上备考。为了逼自己进入学习状态，她仿效古训“头悬梁，锥刺股”，在桌上放了一把亮晃晃的锥子，还不敢让别人看到，“怕别人说这么用功还考不上，让人笑话”。考试结果出来，数学和英语都很差，但语文过了及格线，考了60多分，“跟当年大学语文的录取平均分差不多”。自己没有上过高中，也能达到平均水平，范雨素说自己又有了自信，再次有了“赤脚走天涯”的勇气。

去北京

1994年，20岁的范雨素辞去工作，独自一人来到了北京。这是她第二次来北京，上一次是两年前——参加成人自考后，到底是留在乡村还是去城市，范雨素内心有太多困惑和迷茫。她觉得哲学家能帮自己，就一个人到北京，找到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位老师，她是从学校订阅的报纸上知道他的。范雨素记得，自己是在腊月二十到的北京，那天刮大风、很冷，她只穿了一双方口的布鞋，衣服也很单薄。见到那位老师时，对方很忙，态度却很好。范雨素提出想在北大哲学系旁听课程，老师问：“小姑娘，那你在北京能够生活吗？”范雨素一下答不上来了。

分别时，她往北大南门走，走了几分钟，感觉背后跟着一个人，回头看，竟然是那位哲学老师。她意识到对方是在送她，心里突然一暖，“从小都没人这样尊重过我”。这段简短的回忆使北京成为她离乡后的首选目的地——这是一个有人情味、有文化的地方。她读过的那么多书里，许多作者也都在北京，这让她感觉亲切，仿佛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提前拥有了不少熟人，只要自己努力生活，机缘恰当，总有一天能遇见他们。

刚到北京时，范雨素在饭店打杂，端盘子、洗碗、拖地……早上4点多就要起床，晚上11点多才能躺下。偶尔空暇时，她会去浏览马路边的楼市广告。那时北京房价才三四千元一平，50平方米的房子不到20万元。她梦想能在北京买一套房，像一棵树那样成功移植到这个城市。

最初给她信心的是当时的丈夫，东北人，年纪跟她一样大，是个包工头。上世纪90年代正是北京大搞城市建设的时候，看着大工地一样蓬勃发展的北京，范雨素觉得对方能干活儿，有潜力。她带着他回了趟老家，母亲和家里其他人没说什么，只是看了一下对方的身份证，就同意了这桩婚事。可结婚后，对方不断去发廊找小姐，赚的钱被挥霍干净。范雨素想管，对方就打她，她越反抗对方打得越狠，有一次实在觉得痛苦，她找了根绳子上吊，被人救下来，昏迷了两天两夜。

图｜视觉中国

“家暴对她的影响很大。”范雨素的朋友王德志说，“最初认识时，她看任何人都是警惕的、小心翼翼的，只有熟了之后，才会稍微好一点。”《我是范雨素》火了之后，媒体涌进皮村寻找范雨素时，与她认识了三年的文学小组的成员，没有一个人说得清她住哪里。很多采访她都安排在女儿好朋友的家里，只有一个房间，10平方米左右，摆着简单的几样家具。或者将人约在皮村的一个小饭店，聊天时伴着灶台和排风扇的轰鸣，像极了天上飞机掠过的声音。

范雨素的感情生活一直不顺利。她原名范菊人，因为出生在菊花盛开的时节，所以母亲给她取了这个名字，寓意菊花开时成人形。但她十几岁时看了琼瑶小说《烟雨濛濛》后，给自己改名范雨素，象征雨中穿着白色连衣裙的美丽女孩。她曾向往的爱情也是琼瑶小说式的：出现一个男人，永远无条件地对女生好，不会介意身份地位的不对等。有一次读到《平凡的世界》，书里的主人公孙少平靠写书成名，摆脱了煤矿工人的身份，但没有去寻找更好的婚姻对象，而是选择照顾逝去师傅的妻子和孩子。范雨素读了三遍小说，深深地被感动，感叹自己身边没有这样好的人。

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也曾试图再次相亲，可婚恋市场对一个带着孩子的农村妇女并不宽容，她受不了被人抬着眼睛从上到下打量。她带着两个女儿住到北京北三环的一处地下室里，将辣椒炒干、磨碎，然后加盐，用来拌白水煮面条。那是回忆中“最黑暗的日子，觉得看不到光”。她在天桥摆摊，为了防止城管驱赶，出门一定带着小女儿，以获得同情。因为房租不断上涨，她需要不断搬家，“身份证一定要带好，其他的都可有可无”。

她摆地摊卖过旧书，做过旧家具买卖，最稳定的一份工作是育儿嫂。出名之前，她已经做了10年育儿嫂。这个行当相对稳定，如果遇到合适的雇主，起码能干上一年，这意味着一年都不用担心收入。范雨素手脚不利索，做饭不好吃，但也有自己的优点。“有一次，有个雇主到家政公司，对着我们好几个人问，谁会教杜曼闪卡（源自美国的一种婴幼儿教育方法），他们都不会，只有我会。”

很少有一份工作像育儿嫂一样，需要在两个完全不同甚至带着强烈差异的生活环境中来回切换。在雇主家里，范雨素常跟主人家的孩子一起住，往往是家里最好的房间，二三十平方米，有阳光，有空调，室内温度一年四季保持26摄氏度。她跟过最阔绰的雇主，家里有1000多平方米，12个卫生间，有专门的阿姨负责打扫卫生，角角落落都擦得锃亮。还有一个让她印象深刻的雇主，2000年初就背着一个价值七八万元的包，相当于将“县城的一套房子背在身上”。而范雨素在皮村的家，三个书柜全是从旧货市场淘来的，加上一把椅子、一张桌子，才花了300块钱，这是她来北京后给自己买的仅有的家具。“有钱人家的花钱方式跟我的花钱方式，那是两个世界。”

皮村是一个打工者汇集的村子，本地人口不到2000人，外来人口却有5万左右（夏天 摄）

范雨素说自己在以旁观者的视角看待“人世间的繁华和苦难”，“有时候也是麻木的”。有一年春节过后，她在家政公司等工作，来找活儿的人特别多，“把家政公司都挤爆了”。有一个农村来的妇女开始哭，说自己不识字，只会写名字，没有人愿意雇她。“她哭着诉说自己的经历，有两个孩子，丈夫还家暴她，但没有一个人劝她。大家都麻木了，我也是。”

也有被刺痛的时候。有一次，一位熟悉的雇主约她出去吃饭，两人都带着孩子，点菜的时候，自己的小女儿将菜单抢了过去，指名要点红烧肉，她“心里难过得要死”。还有一次，她跟着一位雇主去亲戚家，吃饭时，雇主的亲戚给她拿了一双一次性筷子。每到这些时候，范雨素就提醒自己只是在做角色扮演，“我饰演的是一名育儿嫂”。

和童年一样，只有阅读能够暂时纾解她的心情。狭窄的出租屋里，三个书柜里都是书，从废品站和潘家园市场淘来的旧书，一块五到三块钱一斤。她还买了“微信读书”的会员，每个月19元，可以下载几百本书。她带着两个女儿一起读。有段时间她们一起读《佐贺的超级阿嬷》，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小主人公德永昭广被母亲寄养在佐贺乡下的外婆家。虽然日子穷到不行，但乐天知命的外婆总有层出不穷的生活绝招，日子也就开心了起来。如果说童年的阅读为她打开了通往外面的窗口，如今的阅读则是她抵抗外界的一种工具。“我看文学就是要找到共情，找到共鸣。我现在读文学作品都是在书中找自己，找不到就不看了。”

今年她最喜欢看的书是特德·姜的《你一生的故事》。书里，女主人公破译了外星人的语言，有了看到未来的本领，在知道自己一生将面临苦难之后，她依然选择面对，按照自己向往的人生道路前进。范雨素对这个故事有了共情：“人家知道人生这么苦还勇敢面对，我的一生也得这样。”还有一本官场小说，她也读得流眼泪。文中的主人公是1979年从农村参加高考的大学生，硕士毕业后进入政府部门工作，最初他总是强调清高、面子，所以一直过得不好。在洞察人情世故之后，他变得实际起来，随后一路官运亨通，生活也好了起来。范雨素觉得对方跟自己很像，都是为生存放弃了尊严。

写作者

《我是范雨素》发表后，范雨素躲开前来采访的媒体，却看了每条评论，“得有1万条”。有人将日本学者的评论转给她，她看不懂日文，但也高兴自己写的文字传到了国外。四年后，她还记得那些评论：“他们说我里面的每一句话都有历史背景。比如我妈当选村干部，是建立在男女平等之后的；我出门打工，大的背景是中国的人口流动。还有人说我写的文章把性别和阶层交织在一起……”

不过，写文章那会儿，她可没想这么多。写《我是范雨素》的缘起不过是有一天，80多岁的母亲打电话跟她抱怨，说村里征地建高铁，每亩地只给2.2万元的补贴，村里人不同意，每家派个代表去谈判。因为大哥出门打工了，母亲一个人跟着队伍，结果起了冲突，推搡中母亲的胳膊被拉脱臼了。范雨素听着揪心，觉得母亲一生都过得太苦，越想越难受，就在纸上写母亲，写了五个小时，写成一篇《农民母亲》。她将稿子给一位认识的编辑看，编辑让她加点自己的故事，于是有了《我是范雨素》。

在网络上成名前，范雨素写作的时间并不长。她没有受过专业的写作训练，除了阅读，就是在皮村的文学小组听课。这还是她来北京后的事。在这个偌大的城市里，散落着很多像她一样，被某种懵懂但强烈的欲望驱使着，离乡背井，带着低微但骄傲的灵魂，在城市与乡村间流浪的异乡人。他们大多家境不好，穿着举止也有些土气，吃过很多苦，却从未放弃从苦海中上岸的愿望。文学是他们救赎自己的一种方式，皮村则是他们的一个聚集地。村里有个文学小组，由一帮志愿者发起，每周会请北京各大高校的中文系老师来授课，教小组的成员们如何写作，如何写开头和结尾，写作素材就是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经历。

范雨素写的第一篇文章是《我的一天》，用时间表完整记述了她一天内做的事情。那时，14岁的大女儿已经出去打工，为了照顾二女儿，她在村子附近的一个幼儿园寻了个老师的工作，每个月2000多元。范雨素每天早上6点20分起床，洗漱后到幼儿园上班，给饮水机上水，帮学生盛饭，看他们吃饭，给生病的孩子喂药，还要根据教材给孩子们上语言课，带孩子们做游戏。孩子们午睡时她批改作业。下午4点20分学生放学后，她负责打扫教室的卫生。在这份安排得满满当当的日程表里，只有两段时间是最惬意的——早上步行上班时听古诗词，晚上下班路上听钢琴曲。早上时间匆忙，范雨素走得快，20分钟就能到学校，晚上却慢悠悠地晃了一个小时。在这两段时间里，她是自己最想成为的范雨素。后来，她还写了一篇《农民大哥》，1000多字，讲哥哥追寻文学梦不成，最后老老实实当农民的故事。这篇稿子发在一个非虚构写作的公号上，让她获得了2000元的稿费。

范雨素说，与之前相比，皮村通往北京市区的公交车多了好几辆。图为皮村车站（夏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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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洗碗工、地摊小贩、育儿嫂之外，北京的范雨素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写作者。尤其在《我是范雨素》发表后，她成了文学小组里名气最大的作者，被选为小组文集的主编，每两个月写一篇卷首语，千字左右。每篇卷首语她都写得很认真，要想个十来天才能下笔。因为不想被人认出是育儿嫂范雨素，她不愿意再去需要登记个人信息的家政公司或者App抢活儿，只在一个小时工群里，偶尔接些私活儿，每小时只有30元。不做零工也不写作的时候，她有时在家，大声朗诵古诗或者自己写的诗歌，读到热泪盈眶；有时出门，听着音乐，去皮村隔壁的温榆河走一走。只要天气不热，她都会戴上围巾，薄的、厚的，红的、紫的，她换着戴，“累计得有30条”。来北京后，她见到的文学写作者们都喜欢这样打扮。

科幻和穿越

文学小组的老师张慧瑜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教师。在范雨素出名前，他就听她讲过要写一本小说，有关家人的前世今生。张慧瑜当时很吃惊，在给他留下印象的工人文学作品里，诗歌和散文比较突出，小说非常少。“写小说不仅需要对文字精准的表达能力，还需要大量时间进行推敲。”而一般劳工阶层的时间，大部分得用在维持生计上。

但范雨素下了决心。从2015年开始，她就在酝酿这部小说。一开始用的是穿越剧形式。没写多久，又觉得穿越形式这些年被写得太多，太低端了。当时，刘慈欣的小说《三体》获得第73届世界科幻大会“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她觉得科幻更高级，有读者，所以自己也去看物理学相关的书，包括加来道雄的《超越时空》、大栗博司的《超弦理论》，还读了《给婴儿的量子力学》。

“拾到篮子都是菜”，范雨素把零零散散自学的物理学内容都加进了小说。她并不担心自己是否能够驾驭这些理论，也不担心读者是否能读懂她博采众家、杂糅演绎后的理论。对于读者和作者的关系，她有一种朴素的乐观。她举了一个例子，人大附中的教师李永乐在网上讲科学，有8000万粉丝（其实是543万），“既然是粉丝，肯定能看懂他讲的东西”。

往科幻转型的作品，发生在一个更宏大的空间——杨六郎、杨门女将和杨过结为族人，影星范冰冰也成了她的族人，还有动画片里的角色、儿童歌谣、流行歌曲的歌词，前几十年所有的阅读和见闻，她都剪辑拼接在一起。主角仍然是自己的家人：母亲、舅舅、父亲……父亲是前世的帝王，母亲今生是来给他赎罪的，舅舅是“力拔山兮”的将军，他们都通过喝孟婆汤穿越到现在，在湖北襄阳打伙村成为一家人。促成穿越的，除了命运的神秘力量，还有一些物理学的智慧，比如光的波粒二象性。原本这个概念是讲光的特性，既能像波一样向前传播，又像其他粒子一样具有能量。范雨素想，那项羽的力量就这样通过光跨越时空，传到舅舅身上吧。虽然现实里，舅舅只是村里一个普通农民，既不是大力士，也没有练过武功。

她给自己设定的角色是一个无名氏，原型是“一饭千金”典故中的洗衣妇：大将韩信在未得志时境况困苦，常去河边钓鱼果腹。河边有一个洗衣妇看他可怜，总是把自己的饭送给他吃。韩信说自己功成名就之后会报答她。洗衣妇听了很不高兴，说给饭并不是希望获得对方的报答。但韩信功成之后，还是给她送了一千两黄金。范雨素想以这个故事表明，自己虽然穷苦，但灵魂高贵，终得福报。

范雨素说，想通过这本科幻小说，将过去、现在、未来叠加在一起，表达如果突破时空的界限，“人和人之间并没有阶级差异，是自由和平等的”。小说里写了一个战国的大官，没有出人头地之前，所有亲戚都对他爱搭不理，等他衣锦还乡之时，亲戚们又在五里地外跪着相迎。范雨素说，这个“大官”也是家人的前生，前世帝王身，今生不得志。如果放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谁都会有穷有富，所以不用在意现在的苦难。

她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文学小组的一位成员记得，有一天范雨素拎着三个大袋子走进小组办公室，骄傲地将手稿摊在桌子上，像展示自己的稀罕家当一样说：“这就是我的手稿，十几斤重，大概有100多万字，写死人了。”后来，有人帮她将稿子输入电脑，累计6.5万字。

“那些不真实”

在我们采访的那天，范雨素刚看了一则新闻，一个女人靠做育儿嫂四年，替丈夫还清了80万元外债。“如果我没有出名，老老实实赚钱，40万元应该有吧？”说到这里，她停顿了一下，“2018年，我当时一个月工资有6000元，现在怎么也得七八千。”但因为投入这本书的写作，她推掉了大部分其他可以赚快钱的活儿。找她约稿的人越来越少，上一次收到稿费还是一年多前。去年额外的收入是参加了一个公益组织的活动，开了两次线上会，拿了1700多元的会务费。

她付出了现实的代价，却还没有找到欣赏这本书的人。从市场的角度看，出书和拍电影有相似之处，风格明确的类型片，更能满足市场期待。而范雨素的作品，不属于任何一类。非虚构？虚构？科幻？玄幻？很难分得清楚，她也拒绝做区分。因为和编辑无法达成一致的修改意见，小说的出版计划停滞了。手稿放在张慧瑜那里，他在帮她寻找新的出版社。张慧瑜觉得，不能以严肃小说或者非虚构文体来要求范雨素现在的写作。他以一位导师的善意提醒记者：“如果（把小说）看作是一种属于她的特殊文体呢？”

可有多少作者有能力让市场接受一种独属于自己的文体呢？即便她是范雨素。而且，她还只是范雨素——这是一个并不强壮的新生的名字。以往在村子里，大家都叫她的小名“红菊”，在北京摆地摊时，别人叫她“湖北佬”，当了育儿嫂后，比她年纪大的雇主叫她“小范”，年纪小的叫她“范大姐”，或者直接叫她“阿姨”。

“你的真实经历是你最宝贵的东西，也是大众愿意看的。为什么不写呢？”采访那天，我问她——这也是我和其他跟她接触过的编辑交谈后共同的疑问。

“我不想写，我觉得那些不真实。”范雨素又是摇头。

对她来说，真实早就消失了。从12岁开始，她就和家乡的亲人，和过去的自己渐行渐远。今天的范雨素落脚在一个距离家乡1000多公里外的大城市，唯一的联系是每隔十多天给母亲打一次电话，叙叙家常。老家原来存着很多小时候的读物，有一次家里漏雨，把书淋湿了，被家人晒干以后堆在厨房里，用来烧柴引火了。母亲现在和哥哥住在一起，谈起女儿，她用得最多的话是“折腾”，“端过盘子，当过保姆，她过得最苦。要是能待在家里，像她四姐一样当个老师多好”。但范雨素并不觉得四姐过得好。因为小儿麻痹症导致残疾，四姐嫁给了一个农民。她虽然很少和四姐聊天，却能从四姐的眼神和表情里读出不快乐，有跟她一样被家暴后的闪躲和害怕。小哥哥的生活更是一言难尽。因为赌博，不仅欠了一屁股债，还丢了工作。成名之后，范雨素偷偷给小哥哥塞了3万块钱，是她做育儿嫂时存下的。“我不欠别人钱都过得这么难，他欠了那么多钱，别人会怎么看他和对他？肯定过得更难。”

范雨素很少直白地谈自己与家人的情感，但会举出一个又一个例子给你听，都是她从手机上看来的。她说起一则新闻：每月到了领低保的那天，银行门口总有六七十岁的老人排队。老人们不会操作机器，就请工作人员帮忙，工作人员问为什么不让孩子代领，对方回答：“代领了儿女就不会给了。”这则看似与她无关的新闻，范雨素重复了好几遍，“农村里的感情是凉薄的。母亲虽然对我好，但她的每一滴汗水都要流到我的两个哥哥碗里，她帮不了我什么”。

和范雨素的理想世界比起来，这些都是不真实的。故乡的贫穷不真实，母亲的不幸福不真实，自己经历过的苦难不真实，像浮萍一样，和亲人的被迫疏离不真实。所有弱者的被轻视、被欺凌都不应该“真实”，她背井离乡走了那么远的路，就是想离开这种“不真实”。而真实，存在于一个更为浩瀚广阔的时空，就像她努力，甚至有点吃力地试图用文字建立的那个时空。在那里，她和家人历尽百劫，跨越千年，仍然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