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20期，原文标题《许昌：假发制造之都》

无论你在北京的一家高档假发店看到的各种假发，还是美国人或非洲人头上佩戴的假发，它们其中有一半都来自河南许昌。在许昌，假发是一门上百年的生意，也是一个产业从集聚到转型的典型样本。这里生产的假发制品平均每天的全球销量为4万套，年成交额15亿元。平均每两秒钟，就有一顶假发被买走，进入全球流通。

一家假发工厂的生产车间，工人们平均每天要工作10个小时

记者 董冀宁

摄影 黄宇

假发的时尚背后

假发真的有几分时尚产业的味道了。北京东三环CBD附近大型商场里的一家假发专卖店，聚光灯下、落地窗前，一顶顶造型或复杂或简单，颜色或夸张或朴实的假发，仿佛构成一个秀场。这里假发的价格大多是四位或五位数，有些高端产品会像有机农业一样标明原料产地，一款棕色的大波浪卷发标注的是“Brazilian Virgin Hair”（巴西少女发），让人感觉仿佛能把拉丁美洲明媚的阳光顶在头上。梳妆台前摆放着国内外各种时尚杂志和画册，店员张渺能够很快说出哪款假发是明星或杂志的同款。

4月13日，一个周末，几位大学生模样的女生在为参加动漫展挑选“装备”。Cosplay群体，一直是国内比较稳定的假发消费群体。她们中的王悦告诉我，这里的假发太贵了，通常情况下她们会去租或是向别的团体借，但这次活动对角色的完成度要求比较高，之前没有遇到合适的，所以打算来假发店里碰碰运气。张渺知道学生群体并不是这里的主要消费对象，但她还是热情地接待了她们。王悦她们从《进击的巨人》聊到《银魂》，张渺不时插几句话或给出自己的推荐，给她们讲化纤和真发之间的差异。离开时虽然没有消费，王悦说：“但是草，已经种下了。”

动漫知识、时尚趋势，都是这两年假发企业给张渺培训的内容。张渺觉得这和10年前自己刚入行的时候很不一样，那时候人们谈论假发时总伴随着“隐秘”和“病态”，亲戚朋友甚至一度以为她只是和脱发的病人打交道。一家假发企业的总经理杨霞在创业前市场调研时听到一则故事，说一位山西的煤老板，为了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用假发，特意挑了一个周末，趁着工厂没人，给一家假发企业的产品团队报销往返机票，约来办公室给自己定制了两套假发。

但现在，“年轻人终于觉得我们是一个和形象、美沾边的手艺活儿了。”张渺说，“全手工的假发有50多道工序，光是最复杂的一道勾发工序，一针勾两三根头发，一顶假发就需要1万到2万针。一个成熟织工勾三周才能完成。”

说起这些，张渺脸上有一种付出终于得到承认的满足。然而，当王悦她们掂量手中的假发时，大概很难联想到这些重量不过二两的物件，或许原料来自万里之外的印度，又或者是河南许昌从农村作坊到工厂流水线十几个人工作近三周的成果。而张渺大概也不了解，“向高端转型”在700公里外假发生意的发源地河南许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河南省许昌市西北侧的张桥村王少锁家门口，假发生产并不是想象中类似工艺品的生产景象，现场毫无高端感受可言。一袋袋编织袋的头发，如同建筑材料一般，层层垒起，堆在了路边。两个工人在旁边操作一台机器，将编织袋里成团的头发打散、洒上水，再用耙子像晒谷子一样把头发在旁边的地上摊开。那些头发打着结，混合着灰尘、泥土，颜色暗淡，风一吹甚至还有白色的如同头屑一般的脏东西飞起来。工人师傅的手上粘着一层黑色的油污。“一股头油味，中午不洗手都吃不下饭。”他们说。

张桥村从事档发工作的少有50岁以下的人

王少锁家雇着5名工人，负责最初的分拣工作。他们把不同颜色、不同形状尺寸的头发分好类，送到隔壁村负责档发处理的加工点。所谓“档发”，是指把粗加工后的成品按长度进行分档，4英寸长的用2道白线捆扎，称2档；6英寸的用3道白线捆扎，称3档。

“扯、理、撕、挂、拉”，这是档发的5道流程。要想把头发打理整齐，先把分好类的头发一层层放到拉床的底篦上压实，一缕缕从缝隙中把头发抽出来；然后把一缕缕的头发在手里理整齐，拿绳子捆好，用木拍不断拍打；再然后要把拍好的头发放回篦子，用镊子把依旧不整齐的头发一根根挑出来。张芳今年50岁，做这一行超过35年，每天最多也只能处理20公斤。

而王少锁从事的回收分拣，是整个假发产业的第一个环节，也是许昌假发产业发展的起点。

许昌“收头发”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末。据当地老人描述，这里最早是给一些京剧班子做戏服、胡子等道具。据1923年的《许昌县志》记载，20世纪初，该村的白锡和与外国来华商人合开了发庄“德兴义”，收购国内的头发卖给德国商人销往海外，制成假发。

在许昌西北的泉店及周边小宫、花王等若干村庄里，这种“院内生产，街上交易”的家庭作坊式头发加工经营方式，持续了近百年。在王少锁的印象里，小时候村子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做假发生意，每家房前屋后，甚至马路边都堆满了头发，村子里像赶集一样热闹。小宫村村主任陆宝山告诉本刊，鼎盛时期，小宫全村900多户村民，有超过八成家庭从事头发生意。

这也直接催生了改革开放后，附加值更高的假发设计生产向许昌集聚。1993年初，许昌发制品总厂和美商合资创办了现在的瑞贝卡发制品有限公司，这是许昌第一家有能力进行假发设计和精加工的公司。此前许昌当地粗加工好的档发通常被运送至青岛、郑州等口岸出口，由韩国和日本的企业完成深加工。此后，越来越多的许昌企业被带动进入设计环节。根据许昌市商务局发布的数据，到2017年，许昌从事发制品生产、进出口的企业有240多家，依靠假发谋生的从业人员超过30万，出口假发数量能占到世界假发市场的50%。阿里巴巴旗下速卖通发布的数据显示，许昌市生产的假发制品平均每天的全球销量为4万套，年成交额15亿元，平均每两秒钟就有一顶假发被买走。

然而，繁荣似乎正在成为历史。许多老板告诉我，这两年因为人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的不断上涨，假发行业是在萎缩和转型的。

假发是高度依赖手工的行业，哪怕是现代化的工厂里，很多工序也只能手工完成。在“瑞美真发”，负责将假发卷上钢管造型的魏孟强平均每卷一组头发用时20秒，这其中包括拿梳子把头发梳顺，根据造型要求把距离发端10厘米的位置梳出一个特殊角度，以及像理发店的造型师那样把头发卷到钢管上。每卷够100根钢管，会有人来收一次，接着送到烤箱里，200摄氏度的高温下，头发能实现远比在人头皮上更加夸张的造型。

靳丽恒来厂里5年了，她所从事的是最后一道“高针”的工序，把已经造好型的假发与发套连接在一起，这道工序容不得偏差，平均每处理一顶假发的时间是20分钟，高针机匝错了一点就要整个返工。厂里实行计件工资，工人们每天大概要工作10小时，手机屏幕偶尔亮起，靳丽恒无暇顾及。

而回到张芳所在的隐于村民家中的假发加工点，近20位像张芳这样的农村妇女坐在一个由塑料布搭起的帐篷里，每天从早上5点半干到晚上5点半，中午休息一小时，只能挣到大概100元工钱。以张芳的年龄，在这一行里仍然算是年轻人，她家里的下一代已经没有再做这一行的了。她说，如果不是之前家里就是干这个的，她大概率也会外出打工。在当地的产业集聚区“档发一条街”，几乎家家企业都打着招工的广告。“四五千一个月，还找不来人。”一位老板告诉本刊。

小宫村村主任陆宝山说，小宫村还在做假发的家庭，现在大约只剩下40%。

如果说劳动力价格上涨尚且属于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的话，假发行业面临的另一个巨大困境是，当企业试图进入高端假发领域时，高端假发的原材料——优质的人发，正变得越来越稀缺和昂贵。

越来越难收的头发

早上7点，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一个废弃工厂厂房改造的头发市场里，已经有数十个头发贩子按照不同长短、发质，将自己的货物在地上摊开。微凉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属于头发特有的香气。河南许昌商人李会杰不动声色地巡回其间。

从1997年没考上大学开始，李会杰蹬一辆老二八自行车去邻村收头发，他在假发制品行业里摸爬滚打了20多年。入行第三年，他把自行车换成了摩托车，收头发的范围扩大到许昌全市；2002年，他攒下了一些钱，摩托车又换成了小汽车，范围继续扩大到全省、全国……这样干到2014年，他盘下现在的工厂，当上了假发工厂的老板，但不时仍要出门收头发。

李会杰算是假发行业发展壮大的见证者。他记得，在90年代他刚入行的时候，会有山东、安徽的头发贩子把假发运到自己的村子，谁家做这个就直接到街上拣货。随着产业规模越做越大，村上货源不够用了，便催生出一批像李会杰这样满世界收头发的人。

头发市场里，买家和卖家都精明。有的卖家知道太短的头发卖不上价，就和长发掺和在一起，还声明“不能挑”。而像李会杰这样来买货的人，随身带着尺子和小刀，头发每差一寸价格相差甚远。而假如小刀在头发表面能刮掉一层油性物质，表示头发被焗过油，也会导致身价暴跌。

都说买卖不成仁义在，可头发贩子吴建却做着生意做恼了。在山东人的地盘上，这个四十出头的重庆汉子指着一个转身离开的客商就骂了起来：“你们北方人就是不得行，没得诚信，自己喊出来的价，我答应喽，最后又要砍价，天底下哪有这个样子的道理噻！”

王少锁家屋外堆满了从各地收回来的头发

那位年轻的老板之后不好意思地和我说，自己没有经验，看吴建答应得那么痛快，怕买亏了。行业内管头发叫“黑金”，意思是珍贵，10寸长的辫发每公斤能卖到千元以上。这是一项考验眼力的工作，一把头发值多少钱，有没有掺杂其他动物的毛发，全在买家的一眼之间。“有时候去买原发都是从理发店直接收来的，里面长短不一，原材料如果价格买高了，后面很难把成本找补回来。”

现在头发生意不好做。这次吴建带来了14万元的货，一部分是他在重庆和周边转悠了一个多月的成果，另一部分是他从当地同行手里收的。然而这批货里没什么值钱的货色，“这年头留长发的人越来越少了”。快回去的时候他一算账，这趟赚了还不到1万块钱。

关于收头发，各地有各地的办法。据说在西北山区流行着一种“头发换针”的方式，人们把掉落的头发团成团，然后可以用这种发团和专门回收的商贩换一些小商品。而在更多的地区，还是要依靠像他这样的头发贩子从理发店或者街头巷尾去收集头发。

吴建口中的收头发仿若搭讪——“我们重庆是啷个收头发的呢？就是我骑一辆摩托车，满大街地转，看到有留辫子的女生就跑到她们前头停下，问她们：‘美女，头发卖不卖？’卖的话，就搬个凳子，剪刀一剪，剃刀一修，给钱走人。”

然而现在，“美女”越来越不肯赏脸，还有的“美女”留起了短发。现在对吴建来说，很多学校不允许初中生留长发，小姑娘们在“小升初”的那个暑假集中剪辫子，就已经算是顶好的生意机会了。更多的时候，理发店里收集的头发过于细碎，完全没有回收价值。

10年前，李会杰只需要跑到山东、河北，一般都能找到合适的头发，可是现在跑遍甘肃、四川这些偏远地方，也不一定找得到。在鄄城县的头发市场里，一个上午卖出的最好头发是一段长1.8米、重7两的辫发，卖了2000元。“这也太普通了！”李会杰说。10年前他在甘肃收过最好的头发，“长2.6米，重1斤6两，花了3万块钱”。根据人发每个月长1厘米的平均速度，这个长度，大概需要蓄发20年。

但现在，这样的头发越来越难见到了。李会杰记得，他有一次去重庆收头发，待了一个星期，都没有看到价钱合适的货。最后听说四川的会理县有合适的货源，一咬牙，倒了三班火车，又走了三天，去到这个大凉山里的小县城，才找到一批合适的头发。

前些年因为国内生意不好做，以李会杰为代表的许昌人一度到外国去做收头发的生意。因为宗教信仰，很多东南亚国家的女性不能随意剪发，但知道头发能卖钱，她们就用盒子将平日掉落的头发从梳子上、地上收集起来，卖给走街串巷的头发贩子。李会杰通常是到缅北的口岸，不用出门，当地的头发贩子就会把收来的头发送到酒店给他。和国内相比，国外的头发每公斤普遍便宜3～5美元。

但后来进口人发被中国海关视为“洋垃圾”，海关对人发进口的要求是在国外完成粗加工之后再进口，于是大企业进口假发大都选择在海外投资粗加工工厂。此后收头发的生意越发不好做，2014年，河南海关配合监管政策进行了一系列打击“洋垃圾”走私专项行动，抓了几个走私人发的组织，引发了行业内不小的震动。

李会杰不得不退回来，继续从国内市场寻找货源。他显得有些郁闷，这次山东之行，他并不很满意——花了1.58万元买了一批辫发，但他觉得以他的眼光它们只值1.5万元，可是不买又不行，“再不买工厂就会停工”。

等待消费爆发的市场

除原材料价格居高不下，近两年电商的普及带来的竞争也不断压缩着整个行业的利润空间。许昌最大的几家假发企业之一“瑞美真发”的董事长丁仁河告诉本刊，大概在2016年，他们就感受到电商对整个行业，特别是他们这种在传统分销渠道投入了大量资源的企业的冲击。

“原本假发是一个利润率很高的行业，特别是在欧美发达国家这种成熟市场，渠道建设相当于为产品提供了一套品牌和技术壁垒，也能够保证一定的溢价。然而伴随着电商的普及，这套壁垒很快被打破了。”丁仁河说。

他举例，2008年奥巴马刚当选美国总统时，他们试着推出了一款根据第一夫人米歇尔的发型设计的同款假发，就命名为“米歇尔”。这个版型被当地的经销商注册了专利，出人意料地大卖，连续几个月都是断货状态，企业因此也获利颇丰。然而这种情况现在再也不可能遇到了，“瑞美真发”电商部员工李想告诉我：“现在蕾哈娜开一个演唱会，她的同款发型可能第二天在速卖通和易贝上就遍地都是了。”

假发在许昌是典型的墙里开花墙外香的行业。根据研究机构“观研天下”发布的《2018年中国假发分析报告》，全球发制品市场规模2017年达到121.65亿美元，这其中，消费假发的绝对主力是黑人女性。目前全球第一大市场美国市场的规模约43.24亿美元，第二大市场非洲市场的规模大概为31.59亿美元，两者占据着假发消费市场六成以上的份额。许昌市商务局电子商务办公室提供的一份数据显示，许昌83%的企业只有出口业务，完全不涉及国内市场。

“这主要是由黑人的发质决定的。”被一家国内假发企业派驻尼日利亚10年的杨丹说，“如果说对亚洲人或者欧洲白人来说，假发可能还属于装饰品的话，对黑人女性来说假发是刚需。她们戴假发，就像我们穿衣服一样。她们天生的自然发细碎卷曲蓬松，根本梳不直，而且还容易脱落。”不过他同时说，也正因为是刚需，黑人假发市场普遍对发质没有很高的要求，尤其在非洲，大量产品就是低端的化纤发，因此对设计和制造技术的要求相对低。

“化纤大概在20年前被应用到假发行业，本来被视为假发行业革命性的创举，一方面能够降低假发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化纤的一些特性可以为假发带来更夸张的色彩和造型。然而对于很多小厂来说，他们直到现在还不了解每一种化纤的特性，只知道化纤便宜。”

“瑞美真发”董事长丁仁河分析说：“从90年代瑞贝卡、瑞美率先从韩国引进技术和人才开始，许昌假发一直走的是一条追赶的道路。从低端产品、低端市场入手，逐渐取得了市场的主体地位，而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企业没有想着未来的转型，竞争加剧就掉队了。”此前在瑞贝卡负责质检的沈鹏告诉我，由于涉及工业生产，假发设计师实际上要了解各种美学、材料学、工业流程方面的知识，每设计一款假发，还要编撰一本类似说明书的生产流程手册供流水线使用。很多小的工厂没有这种设计能力，所以只好模仿。

相较于国际市场，国内市场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以高端产品为主的市场。“妙洋假发”是一家一直专注于国内市场的许昌假发品牌，老板杨霞告诉我：“从一开始，国内消费者就接受不了‘假’这个字，这么多年过去了，国内假发一直以全真人发为主，价格方面居高不下。国内销售的假发对企业技术和精细度要求更高，订单量却相比国际市场小很多，所以少有企业涉足。”

丁仁河在企业的展厅内。假发制品更新速度很快，每年会有上百种款式上市

《2018年中国假发分析报告》中提到，全球最大的发制品市场美国，年人均发制品消费为15.75美元，相当于108元人民币。而中国的发制品年人均消费仅为2.55元，中美人均消费差距42.4倍。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公布的“中国脱发人群调查”数据表明，我国脱发人群约达2.5亿，其中男性脱发人数约1.6亿，女性0.9亿。这同样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然而相比于这两年风靡的头发种植技术，假发的市场认同感似乎一直不强。

“其实大家光看到假发‘假’的一面，假发便利、对头发没有伤害，而且在短时间内实现多变的造型，这些优点被无意间忽略了。而这些优点对应的比如拍照、参加聚会等非刚性需求，可能反而是未来行业爆发的增长点。”丁仁河分析道。

杨霞说她之所以坚持做国内的假发市场，一是因为这个市场单价高，竞争更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一直相信这个市场早晚有爆发的一天。她始终记得市场调研时听到的一个故事：给北京一家幼儿园看大门的一个人，三十出头，10年之前也就挣着2000块钱工资。为了谈对象，他花了1万块钱买了一头假发。

杨霞觉得对国内来说，对假发的需求也不是虚无缥缈的，只是没有得到正视。当国际市场的竞争趋于饱和，人们又重新开始审视国内市场，包括瑞美、瑞贝卡在内，最近几年都开始大力推广线下门店。

“国内最大的壁垒还是在消费心态上。”杨霞说。回到最开始北京东三环的那家假发店，尽管有了越来越多的像杨悦那样懂得欣赏假发之美的客户，可从事假发销售10年，店员张渺每天回答最多的问题从没有变过——“我戴着假发会被看出来吗？”。她销售的假发，能够出现在米兰时装周、格莱美颁奖典礼甚至某些政要的脑袋上，然而她每天还是得面对消费者的“灵魂一问”，“而且是一票否决，只要你的回答让他们稍有担心，绝大多数人马上掉头就走”。

张渺无数次遇到这种情况——试戴假发的女士们对镜子中自己的形象无比满意，可就是迈不过假发是“假的”这一道坎。甚至这还影响到了假发的命名，许昌市发制品产业协会每年开会，有代表说“假发”这个名字听着就不好听，能不能换个好听点的，比如叫“发妆”什么的。

杨霞听着觉得有些好笑，她说，当年网球明星阿加西摘掉那一头飘逸的金发，露出光头，落了个英雄幻灭，少女心碎。怎么过了20年，人们的观念并没有多少变化。她从去年开始尝试把自己的假发品牌向一些高端理发沙龙推广，希望告诉人们，假发其实可以成为一种更主动的选择，“比如你可以在短发的时候，尝试长发造型”。

她很喜欢在日本考察时，日本老人对待假发的态度。“他们家里摆着四五顶假发，每次出门前认真选一顶戴好，回来后再取下来摆好。不就是想让自己看起来好看一点吗？多朴素的愿望，为什么不能大大方方地说出来。”（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张渺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