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8年秋季开始,羊肉价格开始上涨。这背后发生了什么,只是因为猪瘟吗?或许还得从2014年那一拨羊肉价格大跌说起。
记者/黄子懿
摄影/马龙龙
“羊贵妃”
冬日的内蒙古巴彦淖尔十分寒冷。早上7点,黎明未明,气温达当日最低的零下20摄氏度。38岁的肉羊养殖户温伟已起了个大早,他裹一件军绿色大衣,戴一顶御寒帽,在自家仓库内搅拌着葵花、干草和饲料,然后一人抱一大麻袋的喂料,在一片羊群的“咩咩”的叫声中,挨着将麻袋里的食物倒进羊圈食槽。
一只麻袋有近百斤,他每天要拌料、装袋、搬运几十袋,才能满足圈舍内所有羊的需求。这还不够,喂完了他还得观察、喂水。“冬天天冷,如果不盯住,水管20分钟就结冰了。”温伟说。为使羊喝上温水,他还在每个羊圈水槽内加装炉子,每个炉子花费约500元。
温伟是巴彦淖尔临河区领头羊养殖合作社的负责人。合作社位于城北约10公里左右。他养羊已有10年,羊圈占地面积约20亩,有着7~8个羊圈,圈养着1800只羊。这并不容易,即使天气大寒,他有时也会累出汗来,只穿两件单衣干活,脸冻得通红。下午4点,他会把早晨的工作重复一遍,“冬天天短,得抓紧时间喂”。
今年可能是温伟养羊10年来动力最足的一年。拜访他时,他刚卖掉了上一批近2000只羊,每只羊挣了300元左右,纯收益有近60万元,由他和合伙人分成。他们拿着这钱又买入1800只小羊羔,开始新一轮育肥。“今年行情特别好。”温伟不苟言笑,但对羊的数字记忆犹新。
隆冬时节,羊肉行情的季节性走好原本不足奇。但2018年羊肉价格猛地蹿升,已然超出常规市场规律。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11月下旬全国羊肉价格为59.92元/公斤,同比上涨16.4%。商务部监测到羊肉价格继续走高,11月平均批发价格为54.56元/公斤,同比上涨15.6%。
而在北京等地,羊肉价格上涨幅度同比超过10元/斤,增幅为5年之最,有媒体戏称为“羊贵妃”。丰台区一家超市负责人表示,2017年羊肉价格约每斤20多元,进入2018年开始增长,秋季后增速加快,如今已涨至近40元。“一斤羊肉都抵得上两三斤猪肉了。”
内蒙古是中国养羊大省,出栏量、存栏量均常年位居中国第一,领先第二名新疆上千万头。国家肉羊产业体系经济岗位专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秉龙介绍,内蒙古的羊肉大致可分两类,一个是农区,另一个是牧区,前者以巴彦淖尔为主,后者以锡林郭勒为代表。与传统的牧民养羊不同,巴彦淖尔的肉羊,在临河区等河套平原地区形成主要据点,多走规模化经营的育肥道路,如今是全国唯一一个肉羊四季出栏的地方,肉羊存栏量和出栏量都排名全国第一。
12月中上旬,当本刊记者来到巴彦淖尔,从机场往临河区的路上,一路上都可见到羊肉加工企业。这些企业与广袤土地上零星村落的羊圈,形成了河套平原上的一道风景。羊群从城区外村落中各种平房大院,被皮卡车一车车地拉往城北和城东的屠宰加工企业中。如今,加工企业收羊的价格均已到了27元/斤。
“感觉是猛地一下就蹿起来了。”温伟说,今年羊肉价格上涨本是正常,但9月起,加工企业收购价一下子猛然涨了约3~4元/斤。这得到了官方的印证,巴彦淖尔农牧局数据显示,2018年9月初,本地羊胴体收购价约为48元/公斤,到11月下旬,价格就成了54元/公斤。“以前一年涨能1~2块钱就不错了。”温伟说,“我总觉得是猪瘟闹起来后刚开始猛涨的,包头那边有疫情。”
巴彦淖尔目前仍无猪瘟疫情,但猪瘟已在这里施加了间接影响,沿路收费站外都能看见检疫防疫的站点布置。临河区肉羊养殖协会会长秦勇也赞同猪瘟有影响的说法。“羊肉作为猪肉的替代品,今年需求肯定是大了。现在就是历史最高价。”
秦勇是比温伟更大的一个养殖户,在一家养殖合作社里当理事长。他身材敦实,一脸的肉,留个板寸头,时而戴个墨镜晃悠。每年该合作社出栏约2.2万只羊,现有存栏羊4500只。整个养殖场占地近36亩,位于临河城东外十几公里处。羊肉消费旺季也带动了业务,12月上旬的一个上午,在零下10摄氏度的天气中,他和雇员花了3小时,装车约250只活山羊。按照山羊目前约1600~1800元/头的价格,这一车能给他的合作社带来至少40万元的营收。
“这还不算大单。”秦勇骄傲地说。但对拉货的司机来讲,这单已足够大了。拉货司机说,猪瘟疫情暴发后,跨省活体猪肉运输被禁止,这对以运输蔬菜、牲畜等农产品为生的他来说是致命打击,“运单差不多减少了2/3”。此前,他每月能跑4~5单左右,每单收1万多元,刨去雇人、车辆保养的成本,剩下的钱得去还每月1.3万元的买车贷款。猪瘟一来,订单减少,他还款压力倍增。
“幸好运羊的订单多了,不然可真不知咋活。”这辆车刚买不到半年。猪瘟疫情下,猪肉不让运了,他就靠运牛羊肉维持。这单即将拉往广东的活体山羊,是他第一次给秦勇的合作社拉货。作为外聘司机,他也忙着帮人赶羊、挑羊、装羊,忙上忙下,似乎是想小心翼翼地维护这个新客户。
虽羊肉形势好,秦勇也有自己的忧虑。其所在合作社不光只有羊,也养猪和种蔬菜。养殖场角落有一个猪圈,里面养着若干头猪,由一只关起来的藏獒陪着。这个冬天,这些猪感到十足寂寞。秦勇也在想着怎么把这批猪处理掉。他说,自己得对合作社负责。
12月上旬的这一天,从临河到合作社的十几里的路上,秦勇接打了近10个电话。其中一个,拨往了当地的德邦快递。秦勇询问快递羊肉到外省的价格。听到客服答复后,他问了一句:“现在能快递猪肉吗?”客服说不能,“有规定,但牛羊肉可以的”。秦勇挂了电话后叹了口气。
羊去哪儿了?
猪瘟疫情的影响仍是次要的。李秉龙对本刊记者表示,按照市场最基础的供需关系,羊价上涨的根源还是肉羊供不应求,“目前市场上的羊源少了”。
在巴彦淖尔,羊源的紧张是明显能感受到的。当地养羊产业链完善,从上游的羊饲料,到下游的羊肉屠宰加工企业一应俱全,养殖户和合作社位于产业链中游。相比温伟和秦勇的羊圈内上千只羊嗷嗷待哺的热闹,下游屠宰企业冷清了许多。
“现在开工都开不满,工人早上开始屠宰,中午就完工下班了。以前每天能宰2300多只羊,现在只能宰500到1000只左右。”草原鑫河办公室一位负责人说。草原鑫河是当地一家大型肉羊屠宰加工企业,货供沃尔玛、外婆家、西贝莜面村等知名连锁企业。该负责人说,今年羊源十分紧张,几乎所有加工企业都开不满工。以草原鑫河为例,其设计产能为每年宰约60万只羊,但目前还不到50万。“我们还算好点,有自己的养殖场和固定的合作社,能保证至少20多万只羊。一些小点的加工厂,更冷清。”
张俊生就运营着这样的中小型加工厂。12月12日下午,当本刊记者来到位于临河区狼山镇的蒙原祥肉业拜访时,这里的屠宰车间是一片安静,天花板上的运输铁链停止了转动,只剩用来挂羊的铁钩在凛冽的空气中摇曳。
一处冷冻车间内,37岁的张俊生望着零星挂着的几只屠宰羊叹气:“羊价是涨了,但我们得赔钱。”他的企业满负荷每年能达到40万只羊的屠宰量,但目前的产能仅能达到这个的1/4。为此,他将原有100多人的规模砍至50多人。下午两个多小时里,工厂一直歇业,工人无所事事。临走前,终于有一辆小皮卡车送了十几只羊过来。见此,工人才开始工作,屠宰、去皮、去内脏等等。
2017牧业年度,目前临河区的羊饲养量达约550万只,是全国最大的旗县级肉羊基地。但这个数量与前几年最高峰时期有很大差距,以至现在羊源紧张。“很难说这个市场缺口有多大。”秦勇说。按照巴彦淖尔官方在2014年底的预测,临河区2017年的肉羊饲养量原本该达800万只。
这些上百万“消失的羊”去哪儿了?很多是在前两年被养殖户们弃养、处理掉了。直接原因是,2014年后由于小反刍兽疫(俗称“羊瘟”)、饲养成本上升、进口羊等多因素影响,羊肉价格大跌,持续走低两年有余,羊胴体收购价最低跌至15~16元/斤,养户连年亏损,导致存栏羊急剧减少。“甚至出现部分养殖户出售基础母畜。”秦勇表示。
临河养羊历史悠久,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完善的产业链。巴彦淖尔,在蒙古语中意为“富饶的湖泊”。临河区地处河套平原,坐拥黄河水,土质肥沃,有1000万亩水浇地。附在土地上副产物和副产喂料十分丰厚,按照“一亩一羊”的模式,逐渐形成养羊传统。最初,都是农村散户的自繁自育,这是当地羊业发展的起点。
温伟和秦勇等标准化的养殖合作社,都喂育肥羊,即从市场上买来小羊羔,放在圈舍内经4~5月的饲料喂养育肥,然后送至屠宰加工厂等下游企业进行加工、分割成上百种商品,成为消费者购买的羊肉产品。育肥羊喂养周期短,每个养殖合作社每年都能卖出约2~3批左右的肉羊。卖掉一批后,再购入新一批小羊羔进行育肥,如此循环。
在温伟和张俊生的记忆中,自从2005年以来,羊肉价格原本一直上涨的,标准化、规模化的养羊利润逐步可观起来,因而吸引大批新加养殖户进入,羊源逐渐增多。但2014年“羊瘟”爆发,羊价暴跌、一路走低,市场羊肉供过于求。养羊成了一宗愈发亏本的生意,很多养殖户不得不含泪弃养甚至处理掉自己喂养的羊。
临河区狼山镇64岁的养殖户何卿至今对那年亏损记忆犹新。2012年,因当地要建镜湖风景区,他家土地被征用,获得一笔拆迁款。当年底,因没土地可种、身边养羊的人也越来越多,他和兄弟二人投资80万元养羊,首批就养了1000多只羊。好景不长,不到两年,羊价暴跌。
“那跌得可厉害了,一家人欲哭无泪啊。”何卿说,当时羊肉收购价最低跌至13~14元/斤,算上喂养成本,每卖出一只羊,就要亏300元左右。因羊瘟的关系,市场还一度禁止交易三个月,囤积的供应量在释放后爆发,瞬间拉低羊价。
那一年,何卿本人亏了十几万元,在入不敷出时贱卖了上百只羊,逐渐缩减规模到300~400只。一家小型屠宰厂的负责人记得,那些年很多时候,早上他工厂一开门,就看到养殖户卖羊的渴望眼神。工厂吃不消,他不能全收过来。很多贱卖不成的养殖户,就抱着羊哭,后来干脆把羊“处理”了。“继续喂继续亏啊!”
张俊生说,被处理的羊中,有很多基础母羊。他算了一笔账:养殖户能控制育肥羊成本,但基础母羊的成本很难控制。“一只羊羔400块买,一只大母羊一年吃1000多元饲料,最多也就下两只羔。这两只羔吃得不多,但一只每年也得200~300元。当时羊羔只卖400多一只,散户还赚什么钱?卖得多屠宰场不收入,卖得低了还不够本。”
按照秦勇的说法,目前临河区基础母畜存栏量约为100万只,较2014年的最高峰的200多万只出现了明显下降。同时大量基础母羊消失导致现在品种较单一,绝大多数为小尾寒羊与当地肉羊长期杂交选留下来的种群。
基础母羊,从一只小羊羔到可以繁殖羊羔,大约需两年时间。2014~2016年间被弃养的羊羔们,正是今天日益增长市场的缺口。而弃养的养殖户们,也许也没有想过如今的羊价暴涨。
据《2017中国统计年鉴》,2016年底全国羊只数达30112万只,同比减少987.7万只,下降3.1%。如今供需关系再次扭转,至少从数据上看,虽然羊价在波动,中国羊肉人均表观消费量一直在升,人均年消费从2000年的2.08公斤增加到2016年的3.44公斤,十余年间增长了65.4%。
牧区大旱
李秉龙分析,除了羊源减少外,羊肉价格近期的爆发性上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牧区上半年的大旱。
在巴彦淖尔采访,经常听到当地人夸赞牧区羊肉好吃。临河等河套地区的育肥羊售价约30元/斤,牧区羊肉能卖到40元/斤。当地人说,牧区羊群常年活动,而非圈养育肥,羊肉天然且没有膻味。供应量也更少,整个牧区数量约在100万~200万只。
以阴山山脉为界,巴彦淖尔可分为两部分,以临河为主的农区(也称“套区”,即河套地区),以乌拉特草原地区为代表的牧区,后者可分为前中后三旗。2018年上半年,直到6月中下旬,整个牧区都没有有效降水,农牧业干旱等级已达到中旱到重旱,为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旱情,尤以乌拉特中旗、后旗最为严重。旱情同样发生在锡林郭勒盟等主要养羊牧区。
时值12月,距乌拉特中旗中心40多公里外的温更一队,草原是一片黄色的枯草,广袤无垠,被围起来的铁栏杆分割成若干片,属于各个牧民。开车从一家牧民到另一家,至少需要十几分钟。由于靠近煤矿,这里沙化严重,沿途常能见满地石子和煤炭。而一抬头,就有拉往中蒙甘其毛都口岸的火车载着煤炭矿石呼啸而过。
64岁的蒙古族牧民哈斯巴根家里有2200亩草地,养200多只羊。冬季正是母羊生产羊羔的季节,但家里资金不够,羊圈还没修好,羊群只得在草原上放养。零下20摄氏度的夜里,哈斯巴根不得不隔一会儿就顶着刺骨寒风出去看一眼。若有母羊产下新羊羔,他就立马抱回家里,“不然会被冻死”。
与农区专业化、标准化育肥养殖不同,这里的养殖仍以传统的放牧为主。在秦勇的养殖场都依靠机械化搅拌、喂养时,哈斯巴根还坚持着在日出日落之际赶着羊群在草原上行走。冬天,这里没有太多草料可吃。上世纪80年代,当地进行草原分割之后,这里就竖起了铁丝网,各家羊群只能在自家草原内活动吃草。
哈斯巴根看来,这加速了草地退化和羊群减少。原本他们有500~600只羊,但草地承载不了这么多,于是削减规模。2200亩草地与200多只羊在当地属于小型散户,曾在夏季面临过生死考验。大旱之下,牧草几乎没生长,光秃秃的一片,牧民们只有加大对外草料、饲料的采购量。
“草料现在都不成吨卖,都是一捆捆卖。”哈斯巴根的女儿特古斯其其格说,一捆草料卖20元左右,只够一只羊吃3天。旱情最严重时,女儿花了一万元多元买草料,坚持到了6月下旬雨季的到来。“下雨终于活过来,要不然完了,都没钱买草了。”特古斯其其格说,当地因为大旱饿死的羊不在少数。
从外部买草料和饲料,也增加了成本。近年来,饲料、玉米、草料都在涨价。农区养殖户温伟自己也在做饲料厂,他回忆,饲料从最早的近200元/吨增加到了3600元/吨,玉米从6毛/斤涨到了9毛/斤。即使在牧区,一只羊每天也得花费十几元钱的成本。
这种情况下,大旱之时,很多牧民开始提前卖羊、宰杀,等不及冬天羊群长成,就对部分牛羊进行销售。特古斯其其格在夏天卖掉近80只羊,约50多只小羊羔,30只母羊。加上春季山羊身上薅下的羊绒卖2万多元,总共收益约有8万~9万元,供一家六口人的生活。
与临河的四季出栏不同,牧区的羊一般秋冬是旺季,价钱也卖得更高。但特古斯其其格一家没有赶上这好时候,一只羊羔被羊贩子收走时仅卖500多元钱,比如今市价低了约200元,“很多羊羔是被拿去育肥了”。
与育肥羊相比,牧区羊更瘦小,部分是大旱和喂养方式的原因。以单头的价格算,并不会比套区高。乌拉特中旗一家蒙古族牛羊肉店的老板说,她从牧民手里收购一只成年羊的价格约在1300~1600元。该老板开店做生意两年多,2016年前那波羊肉大跌让她失望至极。“一只羊羔才卖300块钱,多糟蹋啊,我一气之下就不养了。”
如今,相比农区,牧区过千的收购价也并未带来多少实惠。与育肥羊相比,牧民的羊喂养时间更长。综合算下来,牧民散养显然不如规模化育肥的利润高。“牧区基本都是喂养一年以上才卖,农区一年就能卖两批。”温伟说,农区卖得快,得益于规模化经营。
特古斯其其格也想过联合周边几家农户,搞规模化经营,但苦于没有资金,更没有精力。她是一个4岁女儿的妈妈,在2018年怀上了二胎。因要照顾小孩上学,平日她住在中旗城内,周末回家牧羊。在大旱牧羊、抚养女儿、二胎怀孕的夹缝中,她累得流了产。“牧羊是一件比很多人想象的累得多的事。”
羊业的未来
虽然当地人都爱吃牧区羊,但对加工企业而言,这类肉量少价高,且并不受外地市场欢迎。一家从事了十余年羊肉加工企业的负责人说,在广东等南方地区,消费者更偏爱育肥羊肉,后者喂养时间短、口感嫩,这也是当地育肥羊产业发达的市场动因。
张俊生此前一直做羊杂生意,2015年入行,遇上到羊源供过于求的情况——这对于屠宰加工厂来说是一个好事,羊源不愁,能满负荷生产。羊肉屠宰加工投资巨大,原材料(羊肉)成本会占据近90%,人工成本5%,其他成本5%,现金流十分重要。
一位行业人士透露,如今羊源紧张,很多加工厂收羊时养殖户都要求付现款,而过往一般是屠宰完后3天付款。当地企业多出现了现金流紧张的问题。据其了解,临河有两家大型加工厂因为现金流问题,前不久暂时歇了业。
“估计今年还可能提前放假。”张俊生也在发愁。临河的中小型加工企业,很多都是通过经销商批发再送到市场的传统经销模式,利润由经销商和加工厂分掉。他说,屠宰加工企业的利润空间约在3%~5%左右,多靠“走量”赚钱,一家几十人的小加工厂,年产值能过亿。
在他看来,通过经销商面对消费者的方式过于传统,也被吃掉了很多利润。羊价上涨,他也不敢贸然加价,“不然消费者不买了”。一只羊平均下来能最高卖到每斤35元——还是送往海南的。最近,他开始琢磨如何转型。
其一,是让产品直面消费者,从明年起走直销模式,定位高端市场。通过将退毛羊空运至南方地区,给当地市场直供鲜肉。他就打算在两广地区找100个点,做实体直销,根据季节变换产品;第二,是做带皮羊肉,“这也是南方喜欢吃的”。张俊生说,将羊皮等附加物利用起来,能提高利润。两种转型模式突出品牌化,利润空间能增至5%~10%。
而李秉龙认为,当地屠宰加工企业之所以困难,根源还是在产能过剩。根据官方数据,临河有40多家加工企业,年屠宰量约1000万只,如今每年仅有500多万只饲养羊,仅能满足一半,亟待去产能和转型。他透露,近期羊肉价格上涨也让进口羊数量开始增加,已达26万吨,估计会超过28万吨/年的历史最高值,羊源主要来自新西兰、澳大利亚等,货主供北方市场,价格比国内更便宜,约占市场总额的5%。
在温伟的记忆中,当地屠宰加工企业都是2005年之后开始慢慢发展起来的,后催生遍地开花的养殖合作社。此前,巴彦淖尔原本想打造“北方羊城”,以羊绒产业为特色,在此过程中羊肉产业发展起来,后者近些年形势更好,政府发力重心也从打造“北方羊城”变为“中国羊都”。
由于今年形势不错,温伟也在考虑扩大规模,学习秦勇等养殖大户。近2000只羊全由温伟和姐夫喂养,20亩的场地也几乎用到极致,羊群成天被关在没有顶棚的圈舍里。他想换一个大一点的场地,修缮羊圈,再雇一对夫妇来养羊,将规模扩大4000~5000只。过去10年,他几乎一直保持着1000~2000只的规模。“基本就是赚三年,赔两年。”温伟说。
而即便价格再高,很多小户也不敢贸然增加投入了。500只羊的散户何卿说:“养羊投资大,风险太。”如果不是当年的拆迁款,他可能无法抵御这风险。养羊7年,何卿前年才回本。如今他的这批羊也多才40~50天大,最快还需两月才能卖,目前还没赶上好时候。“看不清市场,不知到时是赔是赚。”他觉得,总体来说养羊还是赚钱的,“可比种地强多了”。过去在农村种葵花和玉米,一年收入最多才2万~3万元。
“得让产业链上的人都挣着钱,特别是不能亏了散户和小养殖户。”张俊生说,2014~2016年那次羊价大跌可谓是惨痛教训,让今天的加工企业和消费者一起买单。而为缓解基础母羊户短缺,秦勇也要求协会的养殖大户以每只羔羊高于小商贩20~30元的价格收购,并逐步取消中间环节,增加散户收入。
“羊肉价格并没有什么波动周期。”李秉龙说,除了2014年起的那轮波动,羊肉价格一直稳中有升,国民消费需求向好。他表示,规模经营是一个科学概念,建立在这个环境、市场可承载基础上,并非越大越好,其有经济收益最大化平衡点,也不代表中国羊业的未来。
“临河能规模化经营,有特定的历史和自然原因,其他地区没有效仿条件,也容易产能过剩。”
李秉龙说,“别看规模化育肥上千只羊看着挺震撼,目前在中国,家庭户养和小规模养殖才是真正的支柱。”
(文中何卿为化名。感谢赵印为本文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