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星堆研究引发的彝族起源问题

自1986年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发现以来，为了搞清楚三星堆文化的族群身份，许多学者在西南地区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及民族学研究。其中，尤以对彝族与三星堆文化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讨论最多。比如，钱玉趾先生在长期研究古蜀文字的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三星堆文化居民的一部分就是彝族先民的一个支系”。[1]贵州社科院蒋南华先生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古巴族鱼凫部建立的古蜀国遗存，与古彝族、土家族、布依族、苗族均有亲缘关系。[2]费孝通先生也肯定地说，三星堆文化与彝族文化是有关系的，只是“中间的环节还不清楚”。[3]

三星堆遗址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具体地从三星堆器物入手来讨论了三星堆文化与彝文化之间的关系。比如，凉山彝族自治州彝历研究室的老板萨龙先生曾用彝族的毕摩文化来解读三星堆青铜神坛，认为应将青铜神坛改名为“闻真理史灵”[4]。中央民族大学的朱文旭先生对三星堆纵目头像和发式、青铜原料来源及古蜀文字与彝文化之间的可能关系进行了讨论。[5]总之，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没有疑问的。下面，我们就试着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讨论一下彝族始源地“洛邑山”与三星堆等相关考古、历史文化之间的关系。

二、彝族始源地洛邑山之谜

彝族火把节

2001年，陈文兴先生在《今日民族》发表文章，认为古代彝族文献记载的彝族六祖分流起源地洛邑山在今云南东北部的东川地区。[6]有关彝族六祖分流的记载，在《指路经》、《勒俄特依》、《六祖之光》、《西南彝志》、《洪水与笃慕》等彝族古代文献中均有记载。《大定府志》卷47引《水西安氏本末》说：

安氏之先，盖出昆明，为卤氏，语转为罗氏。有曰祝明者，居堂琅山中，以伐山通道为业。久之，木拔道通，渐成聚落，号其地曰“罗邑”；又其山为“罗邑山”。夷人谓邑为“业”，谓山为“白”，故称为罗业白。[7]

水西彝族自称其先人出自昆明古族，昆明与《华阳国志》中的“开明”古音可通。这里的祝明，即笃慕，是彝族六大支系的共同祖先，传说在洪水时期即避居洛邑山，也就是《水西安氏本末》中的“罗邑山”。在彝语中，笃慕的意思为君长。易谋远《彝族史要》认为，笃慕就是《华阳国志》的杜宇[8]，而丁山[9]、童书业[10]等学者则认为杜宇即是大禹。“罗邑”一词，也有的学者译作“洛尼”或“洛宜”等，可转写为即lo33 zi21，意思为“城”。

彝族

根据《华阳国志》的记载，秦灭古蜀后，蜀王曾率领族人南迁，但所记已颇不详。1977年，四川博物馆考古队在犍为县东部的金井、五联公社发掘了11座墓葬，出土有铜器、陶器、铜印章等器物。考古报告认为，这是一批战国时期的巴蜀墓，并解释道：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蜀王败死武阳，大批蜀人很可能顺着岷江南徙，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他们仍保持着相当大的势力，尤其在川南山丘一带地区。……这批墓葬，很可能是这些蜀人及其后代所遗留下来的。[11]

犍为战国墓出土的印章铭文（《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

沙马拉毅教授和钱玉趾研究利用古彝文对这批墓葬中出土的三枚印章进行了释读，认为是用于发布政令的印章。[12]这样看来，彝族六祖分流之前，与成都平原的考古文化具有密切联系，确实不无可能。

三、夏代末年的地震事件

彝族祖先笃慕、蜀王杜宇和夏祖大禹之间草蛇灰线般的联系，耐人寻味。彝族六支分流于洛邑山。值得注意的是，“洛”字与夏文化就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根据《国语·周语下》的记载，夏代末年曾发生因地震而造成洛水断流的事件。其文说：

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

对于这次地震事件，许多古代文献都有记载。如《竹书纪年》：

夏桀末年，社坼裂。（《太平御览》卷880引）

再比如《尸子》：

昔夏桀之时，至德灭而不扬，帝道掩而不兴，容台振而掩覆，犬群而入泉，彘衔薮而席隩，美人婢首墨面而不容，曼声吞炭内闭而不歌，飞鸟铩翼，走兽决蹄，山无峻干，泽无佳水。（《太平御览》卷82引）

类似记载还见于《淮南子·览冥训》，不具引。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各条记载，只有《国语》提到“伊洛”这个名称，而更多的文献提到的标志性地名则是“瞿山”。如《太公金匮》：

夏桀之时，以十月发民，凿山穿陵，通于河。民谏曰：“孟冬凿山穿陵，是泄天气，发地之藏。天子失道，后必有败。”桀杀之。期年，岑山崩，为大泽。（《艺文类聚》卷3引）

又比如《古今五行记》：

夏桀末年，瞿山地陷，一夕为大泽，深九丈。其年为汤所放。（《太平御览》卷880引）

汉武梁祠夏桀画像

敦煌写本《六韬》残卷（伯3454）的记载更为详细，其文作：

桀之时【人】，瞿山之地水起，桀当十月凿穿山陵，通之于河。民有谏者死：“冬凿地穿山，通之于河，是发天之阴，泄地之气，天子失道，后必有败。”桀以为妖言而煞之。岑山之民相谓：“是自其命也。”后三年，瞿山崩，及为大泽，水深九尺。

按《说文》的说法，岑是小而高的山。岑山应即山陵崩坍后形成的堰塞体。《六韬》所谓的 “瞿山水起”应即堰塞体崩决后形成的洪水。据此，我们可以复原夏代末年的这次洪水事件过程：当时，因地震形成堰塞体后，导致洛水断流。随后，夏桀准备派人凿开堰塞体，但遭到阴阳家的谏阻。结果，夏桀杀掉了劝谏的人，强行掘开堰塞体，随之引发了大洪水。过去，学者大多根据“伊洛竭”的说法而认为夏亡于今洛阳盆地。然而，从地理空间来看，三星堆遗址地处龙门山断裂带，其遭受类似灾害事件的可能性要比二里头要大得多。那么，洛、瞿山这些地名与三星堆文化又有什么关系呢？

四、“空桑”之谜

《华阳国志》记载，杜宇曾以瞿上为都[13]。根据庄巨川、林法仁[14]和徐朝龙[15]的证据，瞿上即三星堆遗址。从语音来说，“瞿上”这个地名与《六韬》和《古今五行记》中瞿山古音正好相近。同时，《说文》把瞿解释为“鹰隼之视”[16]，而三星堆遗址正好出土了一件青铜鹰头。从地理到语言，再到考古材料，如此多重的对应，显然很难用巧合来解释。

三星堆青铜鹰头

在西南地区，彝族、嘉绒藏族、纳西族等族群都有鹰雕崇拜。其中，嘉绒藏族称神鸟为邛。根据西南民族大学同美教授的研究，邛鸟原型即鹰雕之类[17]。在嘉绒藏族聚居的丹巴、金川等地区，耸立着大量的碉楼，古代汉语文献称这种碉楼为“邛笼”[18]，山南藏语读为Khyung tshang，意思为神鸟之居[19]。值得注意的是，瞿上的音与之亦合。这说明，“瞿上”一词，很可能就是对古代羌戎民族语言的音译。那么，在中原地区的文献中，除了瞿山可能与之有联系，是否还有其他译法呢？《左传》襄公四年记“后羿代夏”事件时说：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

彝族射日英雄支格阿龙

后羿在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这说明后羿代夏之前的夏都就是“穷石”。“穷石”一名也见于《离骚》，傅斯年指出：“空桑又曰穷桑，见昭二十九年。穷石当即空桑之音转。”[20]《国语》以颛顼为夏人之祖，《吕氏春秋》曾提到颛顼就是在空桑称帝的；而颛顼出生地于若水，一般认为若水就是蜀地的雅砻江。瞿、空二字声部属旁纽，韵部属旁对转；上、桑二字书心邻纽，阳部叠韵，从语音上来讲，瞿上和空桑正好相通，这显然也不能认为是巧合。

五、“雒城”地名之由来

三星堆人群的构成十分复杂。孙华先生根据三星堆青铜人像的发型就把三星堆统治集团分为笄发和辫发两个族群。[21] 如前说，khyung tshang是古代羌戎民族的语言，汉译为“瞿上”，是对三星堆大城的称呼。那么，“洛”字又当何解？

广汉雒城（图源：ctrip）

了解三星堆的人都知道，三星堆遗址所在地广汉有一个极古老的名称，就叫“雒城”。这个地名在《汉书·地理志》中已有记录，且已被考古材料所证实。1983年底至1984年初，广汉县南门外导航站在修建围墙时发现一批汉砖，砖上就铸有“雒城”和“雒官城墼”等铭文。[22]除了有“雒城”的地名，三星堆附近也有雒水。《汉书·地理志上》广汉郡雒县条：“章山，雒水所出，南至新都谷入湔。有工官。莽曰吾雒。”[23]这条雒水在《山海经》中被记作“洛水”，如《中次九经》说：

岷江之首，曰女几之山。……洛水出焉，东注于江。

雒水即今石亭江，与湔水、绵水同为沱江三大主源之一。雒或者洛的本意在汉语中究竟是什么，均不易解释。在《说文》中，洛是作为陕西的北洛水用字出现的，雒字则被解释为一种水鸟，本义均不得其详。从民族语言来看，壮侗语族通称鸟为“雒”，这是否只是巧合，值得注意。另外，“雒”音也与彝语支的“城市”（lo33 zi21）也相合[24]，这同样值得注意。如果这种联系可靠的话，那就意味着，“雒城”和“空桑”二词虽然语源不同，但语义来源是相同的。

六、“成都”地名之由来

三星堆文明衰落后，成都西郊的金沙文化随之兴起。金沙文化具有鲜明的三星堆文化特征，这一点为研究者所熟知。根据《左传》的记载，后羿代夏事件之后，随之发生的就是少康中兴，而《国语》则把后杼视为中兴之君。根据《竹书纪年》的记载，帝杼曾以老丘为都。从语音比较来看，“老丘”一名正可以用彝语支语言的“城市”（lo33 zi21）来读。

成都蒲江战国墓青铜矛（图：搜狐）

考古材料所见的汉语“成都”一名，最早见于战国时期。1985年，沈仲常与黄家祥二位学者发文，从先秦时期漆器铭文的演变顺序指出，成都最早是单称为“成”，有时也称“成亭”或“成市”。[25]如上所说，彝语支的“雒”意思是 “城市”。在古代汉语文献中，“成”与“城”通用，如《左传》文公十一年“齐王子成父”之“成父”，《管子·小匡》、《吕氏春秋·勿躬》、《鲁世家》等并作“城父”。因此，考虑到金沙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传承关系，我们有理由推测，汉语成都的“成”字可能来源于对古代蜀地民族语言“雒”的意译。

七、古代越南史上的螺城

秦灭蜀后，蜀王后裔中的一支曾南下交趾（今越南北部），建立了越南历史上的蜀朝，文献称其王为安阳王蜀泮。《水经注》卷37引《交州外域记》云：

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雒将铜印青绶。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

《大越史记全书》影印本

这一历史事件也见载于越南历史学家吴士连所著的《大越史记全书》：

安阳王，姓蜀，讳泮，巴蜀人也。在位五十年，都封溪，今古螺城是也。甲辰元年，周赧王五十八年，王既并文郎国，改国号曰瓯貉国。初，王屡兴兵攻雄王。雄王兵强将勇，王屡败。雄王谓王曰：“我有神力，蜀不畏乎！”遂废武备而不修，需酒食以为乐。蜀军逼近，犹沉醉未醒，乃吐血堕井薨，其众倒戈降蜀。王于是筑城于越裳，广千丈，盘旋如螺形，故号螺城。又名思龙城，唐人呼曰昆仑城，谓其城最高也。[26]

古代越南的蜀朝称其都邑为“螺城”，螺字古音与“雒”亦相近。从考古文化来看，越南地区也曾出土与三星堆文化类似的玉璋、玉瑗、玉璧、玉戈等器物。关于古代蜀地文化与越南文化之间的交流关系，雷雨[27]、张弘[28]、彭长林[29]等学者均有涉及，可以参阅。

三星堆和越南冯元遗址器物比较

1936年，越南北部的清化（Thanh Hoa）还曾发现金印一方，印铭为“晋归义叟王”。[30]汉晋称蜀为“叟”，这是研究者习知的。这些材料都证明蜀王南迁为可信的事实，并进一步证明三星堆遗址所在地广汉的“雒城”一名来源非常古老。

八、总结

综上所说，由三星堆遗址所在地广汉的古称“雒城”到成都的古称“成”，再到彝族祖源地的“洛尼山”、越南蜀王朝的“螺城”，诸名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语言学、历史地理学链条。

这些证据提示我们，从民族学上讲，彝族祖先与三星堆是有联系的；同时，自称为邛人之后的嘉绒藏族与三星堆也有联系。《贵州通志·前事志四》引《兴义志·爨氏本末》曾说，彝人的祖先希慕遮曾事邛君，邛君乃邑之，后其族由泸入滇，遂渐兴盛。[31]这样看来，这些民族志材料实颇有历史素地。当然，也许有人会问，那么洛阳的“洛”从何而来，与三星堆又有什么关系？笔者认为，这可能与夏族与涂山氏联姻导致的夏文化播迁有关；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另文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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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钱玉趾：《三星堆文化居民与彝族先民的关系》，《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2期，第32~37页。

[2] 蒋南华：《三星堆文化源流考略》，《贵州文史丛刊》2002年第1期，第6~9页。

[3] 费孝通：《自己民族的人要研究自己民族的文化》，《凉山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第147~148页。

[4] 老板萨龙：《以彝族毕摩文化解读三星堆青铜神坛》，《毕节学院学报》2012年第9期，第24~30页。

[5] 朱文旭：《“三星堆与彝族文化》，《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1~5页。

[6] 陈文兴：《彝族六祖分支的洛邑山高地在东川》，《今日民族》2011年第9期，第47~51页。

[7] （清）黄宅中修，（清）邹汉勋纂：《大定府志》，道光二十九年刻本。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志辑48》，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680页。

[8] 易谋远：《彝族史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07页。

[9] 丁山：《禹平水土本事考》，《文史》第34辑（1992年），第14─15页。

[10] 吕思勉、童书业编：《古史辨》第7册上，上海：开明书店，1941年，《自序二》第4─5页。

[11]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犍为县巴蜀土坑墓》，《考古》1993年第9期，第779页。

[12] 沙拉马毅、钱玉趾：《四川犍为出土巴蜀坑印字是古彝文字符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22~25页。

[13] 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8页。

[14] 庄巨川、林法仁：《瞿上新探》，《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第61─67页。

[15] 徐朝龙：《“瞿上”再考》，《三星堆与巴蜀文化》，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第275─284页。

[16] 丁福保编纂：《说文解字诂林》，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129页。

[17] 同美：《神鸟、象雄与嘉绒》，《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第87页。

[18] 《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58页。

[19] 石硕：《“邛笼”的解读》，《民族研究》2010年第6期。

[20]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国立中央研究院，1933年，第1108页。

[21] 孙华、苏荣誉：《神秘的王国》，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218页。

[22] 陈显丹执笔：《广汉县发现古“雒城”砖》，《四川文物》1984年第3期。

[23]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1597页。

[24] 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藏缅语语音和词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25] 沈仲常，黄家祥：《从出土的战国漆器文字看“成都”得名的由来》，《四川文物》1985年第4期。

[26] 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蜀纪》，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珍藏本。

[27] 雷雨：《从考古发现看四川与越南古代文化交流》，《四川文物》2006年第6期。

[28] 张弘：《先秦时期古蜀与东南亚、南亚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华文化论坛》2009年第1期。

[29] 彭长林：《越南北部牙璋研究》，《华夏考古》2015年第1期。

[30] 饶宗颐：《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67─469页。

[31] 刘显世、谷正伦修；任可澄、杨恩元纂：《民国贵州通志》（一），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90页。